有蒋氏者，专其利三世矣。

　　第一部分即是第一自然段，重点突出了永州之蛇的特点。

　　开头至“无御之者”，极力刻画出蛇的毒性异常，令人闻之色变。接下来至“杀三虫”写出了蛇的功用异常。而这也是造成永州捕蛇者命运悲剧的重要原因：封建统治者征集异蛇，每年征收两次，可以抵消应缴纳的租税。作者仅用“争奔走”三个字，就写出了永州百姓争先恐后、冒死捕蛇的情形。百姓惧怕原因即繁重的赋役。文章开篇即写毒蛇之害以衬托重赋苛政之害。捕蛇以抵赋，蒋氏之祖、父死在这上头，而蒋氏却甘愿干此差事，衬托出“赋敛之毒有甚于蛇毒”。

　　第二部分从“有蒋氏者”到“又安敢毒邪”，是写捕蛇者自述悲惨遭遇，笔法曲折。是全文的重心。

　　先说蒋氏“专其利三世矣”，但这是以他祖父、父亲的死于非命和自己的九死一生为代价的，不能不说是一大讽刺。既然这样，好心的作者准备帮他解决困境。出人意料的是，蒋氏“大戚”，并“汪然出涕”，开始了沉痛的陈述。蒋氏的这番话大致有以下几层意思：一是恢复他的赋役将会使他遭遇更大的不幸；二是蒋氏祖孙三代在这个地方居住长达六十年，亲眼看到同村的人因为缴纳赋税，背井离乡乃至十室九空，而只有自己因为捕蛇才得以侥幸生存下来；三是凶暴的官吏到乡下催租逼税时飞扬跋扈，到处叫嚣，到处骚扰，弄得鸡犬不宁；四是说自己愿意一年当中冒两次生命危险去换取其余时间的安乐。

　　作者在文章的第三部分，也就是结尾一段说：“余闻而愈悲”，比听蒋氏讲一家人的苦难时更加悲痛了．想到自己过去对孔子所说说“苛政猛于虎”这句话还有所怀疑，现在从蒋氏所谈的情况看来，这话是可信的。谁知道赋税对人民的毒害竟比毒蛇还要严重呢！于是写了《捕蛇者说》这篇文章，为的是让那些观察民俗的人知道苛重的赋税给老百姓造成的灾难。

　　在全文这叙述边议论间或抒情的写法中，最后这一番议论．确实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如果说“苛政猛于虎”强调的是一个“猛”字，那么本文就紧扣一个“毒”字，既写了蛇毒，又写了赋毒。并且以前者衬托后者。得出“赋敛之毒”甚于蛇毒的结论。

　　本文在写作手法方面，除了对比、衬托的大量运用及卒章点明主题外，对蒋氏这一个人物的描绘也是极富特色的。特别是他不愿意丢掉犯死捕蛇这一差使的大段申述，讲得是既有具体事实，又有确切数字；既有所闻所见，又有个人切身感受；既有祖祖辈辈的经历，又有此时此刻的想法；既讲述了自家人的不幸，又诉说了乡邻们的苦难：不仅使人看到了一幅统治者横征暴敛下的社会生活图景，也让人感到此人的音容体貌宛在眼前，有血有肉，生动传神。

　　全文处处运用对比：捕蛇者与纳税的对比， 捕蛇者的危险与纳税之沉重的对比，捕蛇者与不捕蛇者（蒋氏与乡邻）的对比——六十年来存亡的对比，悍吏来吾乡是我和乡邻受扰的情况，一年受死亡威胁的次数和即使死于捕蛇也已死于乡邻之后等情况。鲜明的对比深刻地揭示了“赋敛毒于蛇”这一中心。

　　文章通过揭露永州百姓在封建官吏的横征暴敛下家破人亡的悲惨遭遇，有力得控诉了社会吏治的腐败，曲折得反映了自己坚持改革的愿望。

　　一、使用衬托突出重点

　　第一部分即是第一自然段，重点突出了永州之蛇的特点。开头至“无御之者”，极力刻画出蛇的毒性异常，令人闻之色变。接下来至“杀三虫”写出了蛇的功用异常。而这也是造成永州捕蛇者命运悲剧的重要原因：封建统治者征集异蛇，每年征收两次，可以抵消应缴纳的租税。作者仅用“争奔走”三个字，就写出了永州百姓争先恐后、冒死捕蛇的情形。百姓惧怕原因即繁重的赋役。

　　文本写毒蛇之害以衬托重赋苛政之害。捕蛇以抵赋，蒋氏之祖、父死在这上头，而蒋氏却甘愿干此差事，衬托出“赋敛之毒有甚于蛇毒”。

　　二、使用对比表现主题

　　第二部分从“有蒋氏者”到“又安敢毒邪”，是写捕蛇者自述悲惨遭遇，笔法曲折。是全文的重心。先说蒋氏“专其利三世矣”，但这是以他祖父、父亲的死于非命和自己的九死一生为代价的，不能不说是一大讽刺。既然这样，好心的作者准备帮他解决困境。出人意料的是，蒋氏“大戚”，并“汪然出涕”，开始了沉痛的陈述。蒋氏的这番话大致有以下几层意思：一是恢复他的赋役将会使他遭遇更大的不幸；二是蒋氏祖孙三代在这个地方居住长达六十年，亲眼看到同村的人因为缴纳赋税，背井离乡甚至十室九空，而只有自己因为捕蛇才得以侥幸生存下来；三是凶暴的官吏到乡下催租逼税时飞扬跋扈，到处叫嚣，到处骚扰，弄得鸡犬不宁；四是说自己愿意一年当中冒两次生命危险去换取其余时间的安乐。

　　蒋氏的这番话，主要运用了对比的手法。以他“以捕蛇读存”和乡亲们“非死则徙”相对比；以他“弛然而卧”和乡亲们的惊恐相对比；以他“一岁之犯死者二”和乡邻“旦旦有是”相对比，说明捕蛇之不幸，确实“未若复吾赋不幸之甚也”。

　　文章从多角度进行对比，从各层面揭示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死亡与生存的对比：文章以其乡邻60年来由于苛赋之迫而“非死则徙”的遭遇与蒋氏“以捕蛇独存”的状况作对比，触目惊心地表明“赋敛之毒有甚于蛇毒”。乡邻的痛苦是“旦旦有是”；而蒋氏“一岁之犯死者二焉”。诸多对比有力地突出了文章主题。

　　《捕蛇者说》叙事开篇，因事而感，因感而议。柳宗元由异蛇引出异事，由异事导出异理，即由蛇、征蛇、捕蛇、捕蛇人、捕蛇者说依次刻画描写，以蛇毒与赋敛之毒相对举而成文。全文先事后理、因前果后，处处设比，文风委婉曲折，波澜纵横，脉络清晰，层层递进。阅读本文时应注意行文的曲折和卒章显志，对比的写法。

　　三、使用议论、抒情表达写作目的

　　第三部分即文章结尾段，是议论和抒情的完美结合。作者听完蒋氏的话后，深受震动。引用孔子的话可谓恰到好处，由“苛政猛于虎”类推出“孰知赋敛之毒有甚于蛇毒乎”这一结论，并且用“蛇毒”衬托“赋毒”。“故为之说，以俟乎观人风者得焉”则是作者写作此文的根本目的。从中可看出作者的无奈：自己如今位卑权轻，无能为力，只有寄希望于那些视察民风的封建官员。读来倍感愤懑。

　　作者以“蛇”为导引，步步深入地展开文字。全文以蛇开篇，至蛇收束，其中按照产蛇、募蛇、捕蛇，到捕蛇者、捕蛇者说的顺序步步递进，最后得出结论。虽然题为“捕蛇者说”，却不径从蒋氏叙起，而从“永州之野产异蛇”下笔。

　　写蛇，饰之以“异”，使人醒目动心，便于为下文决口导流。写蛇之“异”，由外及内，从形到质。写性之异，一为有剧毒：“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尽死” 、“无御”极言蛇毒之烈。

　　一为大利：可以去毒疗疮治病。写性异，分出相对立的大毒大利两支，再以“赋”将这两支纽结起来。因有大利，才会造成“太医以王命聚之”。蛇能治病，为医家所重，为太医所重，更见其功效之大。正因为被皇家的医官重视，才会“以王命聚之” 。“王命聚之”，不仅说明蛇有大用，也反映了蛇有剧毒，一般地求之不得，买之不能，非以最高权力的“王命”不可。

　　可是，虽令出于帝王，也不过“岁赋其二”，仍然不容易得到，这更显示了人们害怕毒蛇的程度。正因为皇家既要蛇，又不易得到蛇，才迫使官府采取“当其租入”的办法。租，是王室赖以活命之本；蛇，乃王室借以保命之物。纳租，属于王事；征蛇，出于王命。由于蛇和租在王家的利益上一致，这才出现了“ 当其租入”的措施，将两种本来毫不相关的事物联结起来。这一联结，也就为永州人冒死捕蛇埋上了伏线，为将蛇毒与赋毒比较立下了张本。

　　作者就是循着这样的思路，由异蛇引出异事，由异事导出异理——由蛇写到捕蛇，由捕蛇者写到捕蛇者说，先事后理，因前果后，脉络请晰，层层递进。作者以“蛇毒”为陪衬，通过反复对比揭示主题。

　　《捕蛇者说》主题思想即赋敛之毒有甚于蛇毒

　　柳宗元生活于唐王朝由盛到衰的时代，经过了“安史之乱”，社会各种矛盾异常尖锐复杂。统治者为了筹措军费和满足个人挥霍，加紧了对人民的横征暴敛，增加盐税、间架税（房税）、货物税等。

　　由于税上加税，“故农人日困，末业日增”，“愁怨之声，盈于远近”。大批农民纷纷逃亡，社会生产日益凋蔽。贞元二十一年亦即永贞元年（公元805年），唐顺宗李诵即位，王叔文被重用。

　　柳宗元二十九岁作监察御史在京任职期间，就参加了以王叔文为首的进步知识分子的”政治集团“。王叔文受重用，柳宗元也被提升为礼部员外郎。王叔文，柳宗元等依靠顺宗的支持，着手改革弊政，减轻赋税，禁止宫市，释放宫女，惩办恶吏，选用贤臣。

　　可是因为反对派的强烈反抗，这场革新运动仅进行了一百四十多天就以失败而告终。结果顺宗退位，王叔文被杀，柳宗元被贬为邵州刺史，他又改贬为永州司马。《捕蛇者说》就是柳宗元谪居永州时写的。柳宗元被贬之后，仍然坚持他革新政治的主张，他曾说“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内”，因此仍极不满于唐王朝的重赋繁税，希望减轻人民负担。柳宗元被贬谪后，与下层人民有所接触，对民间疾苦有所了解，且看到“永州之野产异蛇”，听到“有蒋氏者，专其利三世矣”之类的事迹，因此能以进步的政治观点为指导，为实际生活为素材加以构思。

　　柳宗元写《捕蛇者说》，旨在说明“ 赋敛之毒有甚于蛇毒” 。文本借事明道，溶理于事，因事说理，以蛇毒与赋毒相对举而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