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治乱,运也;穷达,命也;贵贱,时也。故运之将隆,必生圣明之君。圣明之君,必有忠贤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亲也,不介而自亲。唱之而必和,谋之而必从,道德玄同,曲折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谗构不能离其交,然后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岂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运也。
夫黄河清而圣人生,里社鸣而圣人出,群龙见而圣人用。故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而阿衡于商。太公,渭滨之贱老也,而尚父于周。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于虞而才于秦也。张良受黄石之符,诵三略之说,以游于群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汉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非张良之拙说于陈项,而巧言于沛公也。然则张良之言一也,不识其所以合离?合离之由,神明之道也。故彼四贤者,名载于箓图,事应乎天人,其可格之贤愚哉?孔子曰:“清明在躬,气志如神。嗜欲将至,有开必先。天降时雨,山川出云。”诗云:“惟岳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运命之谓也。
岂惟兴主,乱亡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女也,祅始于夏庭。曹伯阳之获公孙强也,征发于社宫。叔孙豹之昵竖牛也,祸成于庚宗。吉凶成败,各以数至。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亲矣。昔者,圣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兴者,六八而谋。及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故自幽厉之间,周道大坏,二霸之后,礼乐陵迟。文薄之弊,渐于灵景;辩诈之伪,成于七国。酷烈之极,积于亡秦;文章之贵,弃于汉祖。虽仲尼至圣,颜冉大贤,揖让于规矩之内,訚訚于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孟轲、孙卿体二希圣,从容正道,不能维其末,天下卒至于溺而不可援。
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于鲁卫;以仲尼之辩也,而言不行于定哀;以仲尼之谦也,而见忌于子西;以仲尼之仁也,而取仇于桓魋;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于陈蔡;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毁于叔孙。夫道足以济天下,而不得贵于人;言足以经万世,而不见信于时;行足以应神明,而不能弥纶于俗;应聘七十国,而不一获其主;驱骤于蛮夏之域,屈辱于公卿之门,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孙子思,希圣备体,而未之至,封己养高,势动人主。其所游历诸侯,莫不结驷而造门;虽造门犹有不得宾者焉。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于室者也。退老于家,魏文候师之,西河之人肃然归德,比之于夫子而莫敢间其言。故曰:治乱,运也;穷达,命也;贵贱,时也。而后之君子,区区于一主,叹息于一朝。屈原以之沈湘,贾谊以之发愤,不亦过乎!
然则圣人所以为圣者,盖在乎乐天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夺。譬如水也,通之斯为川焉,塞之斯为渊焉,升之于云则雨施,沈之于地则土润。体清以洗物,不乱于浊;受浊以济物,不伤于清。是以圣人处穷达如一也。夫忠直之迕于主,独立之负于俗,理势然也。故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前监不远,覆车继轨。然而志士仁人,犹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将以遂志而成名也。求遂其志,而冒风波于险涂;求成其名,而历谤议于当时。彼所以处之,盖有算矣。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故道之将行也,命之将贵也,则伊尹吕尚之兴于商周,百里子房之用于秦汉,不求而自得,不徼而自遇矣。道之将废也,命之将贱也,岂独君子耻之而弗为乎?盖亦知为之而弗得矣。
凡希世苟合之士,蘧蒢戚之人,俛仰尊贵之颜,逶迤势利之间,意无是非,赞之如流;言无可否,应之如响。以窥看为精神,以向背为变通。势之所集,从之如归市;势之所去,弃之如脱遗。其言曰:名与身孰亲也?得与失孰贤也?荣与辱孰珍也?故遂絜其衣服,矜其车徒,冒其货贿,淫其声色,脉脉然自以为得矣。盖见龙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飞廉、恶来之灭其族也。盖知伍子胥之属镂于吴,而不戒费无忌之诛夷于楚也。盖讥汲黯之白首于主爵,而不惩张汤牛车之祸也。盖笑萧望之跋踬于前,而不惧石显之绞缢于后也。故夫达者之筭也,亦各有尽矣。
曰:凡人之所以奔竞于富贵,何为者哉?若夫立德必须贵乎?则幽厉之为天子,不如仲尼之为陪臣也。必须势乎?则王莽、董贤之为三公,不如杨雄、仲舒之阒其门也。必须富乎?则齐景之千驷,不如颜回、原宪之约其身也。其为实乎?则执杓而饮河者,不过满腹;弃室而洒雨者,不过濡身;过此以往,弗能受也。其为名乎?则善恶书于史册,毁誉流于千载;赏罚悬于天道,吉凶灼乎鬼神,固可畏也。将以娱耳目、乐心意乎?譬命驾而游五都之市,则天下之货毕陈矣。褰裳而涉汶阳之丘,则天下之稼如云矣。椎紒而守敖庾、海陵之仓,则山坻之积在前矣。扱衽而登钟山、蓝田之上,则夜光玙璠之珍可观矣。夫如是也,为物甚众,为己甚寡,不爱其身,而啬其神。风惊尘起,散而不止。六疾待其前,五刑随其后。利害生其左,攻夺出其右,而自以为见身名之亲疏,分荣辱之客主哉。
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义。故古之王者,盖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古之仕者,盖以官行其义,不以利冒其官也。古之君子,盖耻得之而弗能治也,不耻能治而弗得也。原乎天人之性,核乎邪正之分,权乎祸福之门,终乎荣辱之算,其昭然矣。故君子舍彼取此。若夫出处不违其时,默语不失其人,天动星回而辰极犹居其所,玑旋轮转,而衡轴犹执其中,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贻厥孙谋,以燕翼子者,昔吾先友,尝从事于斯矣。
死生有命。魏晋。李康。 夫治乱,运也;穷达,命也;贵贱,时也。故运之将隆,必生圣明之君。圣明之君,必有忠贤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亲也,不介而自亲。唱之而必和,谋之而必从,道德玄同,曲折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谗构不能离其交,然后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岂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运也。 夫黄河清而圣人生,里社鸣而圣人出,群龙见而圣人用。故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而阿衡于商。太公,渭滨之贱老也,而尚父于周。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于虞而才于秦也。张良受黄石之符,诵三略之说,以游于群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汉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非张良之拙说于陈项,而巧言于沛公也。然则张良之言一也,不识其所以合离?合离之由,神明之道也。故彼四贤者,名载于箓图,事应乎天人,其可格之贤愚哉?孔子曰:“清明在躬,气志如神。嗜欲将至,有开必先。天降时雨,山川出云。”诗云:“惟岳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运命之谓也。 岂惟兴主,乱亡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女也,祅始于夏庭。曹伯阳之获公孙强也,征发于社宫。叔孙豹之昵竖牛也,祸成于庚宗。吉凶成败,各以数至。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亲矣。昔者,圣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兴者,六八而谋。及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故自幽厉之间,周道大坏,二霸之后,礼乐陵迟。文薄之弊,渐于灵景;辩诈之伪,成于七国。酷烈之极,积于亡秦;文章之贵,弃于汉祖。虽仲尼至圣,颜冉大贤,揖让于规矩之内,訚訚于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孟轲、孙卿体二希圣,从容正道,不能维其末,天下卒至于溺而不可援。 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于鲁卫;以仲尼之辩也,而言不行于定哀;以仲尼之谦也,而见忌于子西;以仲尼之仁也,而取仇于桓魋;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于陈蔡;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毁于叔孙。夫道足以济天下,而不得贵于人;言足以经万世,而不见信于时;行足以应神明,而不能弥纶于俗;应聘七十国,而不一获其主;驱骤于蛮夏之域,屈辱于公卿之门,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孙子思,希圣备体,而未之至,封己养高,势动人主。其所游历诸侯,莫不结驷而造门;虽造门犹有不得宾者焉。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于室者也。退老于家,魏文候师之,西河之人肃然归德,比之于夫子而莫敢间其言。故曰:治乱,运也;穷达,命也;贵贱,时也。而后之君子,区区于一主,叹息于一朝。屈原以之沈湘,贾谊以之发愤,不亦过乎! 然则圣人所以为圣者,盖在乎乐天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夺。譬如水也,通之斯为川焉,塞之斯为渊焉,升之于云则雨施,沈之于地则土润。体清以洗物,不乱于浊;受浊以济物,不伤于清。是以圣人处穷达如一也。夫忠直之迕于主,独立之负于俗,理势然也。故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前监不远,覆车继轨。然而志士仁人,犹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将以遂志而成名也。求遂其志,而冒风波于险涂;求成其名,而历谤议于当时。彼所以处之,盖有算矣。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故道之将行也,命之将贵也,则伊尹吕尚之兴于商周,百里子房之用于秦汉,不求而自得,不徼而自遇矣。道之将废也,命之将贱也,岂独君子耻之而弗为乎?盖亦知为之而弗得矣。 凡希世苟合之士,蘧蒢戚之人,俛仰尊贵之颜,逶迤势利之间,意无是非,赞之如流;言无可否,应之如响。以窥看为精神,以向背为变通。势之所集,从之如归市;势之所去,弃之如脱遗。其言曰:名与身孰亲也?得与失孰贤也?荣与辱孰珍也?故遂絜其衣服,矜其车徒,冒其货贿,淫其声色,脉脉然自以为得矣。盖见龙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飞廉、恶来之灭其族也。盖知伍子胥之属镂于吴,而不戒费无忌之诛夷于楚也。盖讥汲黯之白首于主爵,而不惩张汤牛车之祸也。盖笑萧望之跋踬于前,而不惧石显之绞缢于后也。故夫达者之筭也,亦各有尽矣。 曰:凡人之所以奔竞于富贵,何为者哉?若夫立德必须贵乎?则幽厉之为天子,不如仲尼之为陪臣也。必须势乎?则王莽、董贤之为三公,不如杨雄、仲舒之阒其门也。必须富乎?则齐景之千驷,不如颜回、原宪之约其身也。其为实乎?则执杓而饮河者,不过满腹;弃室而洒雨者,不过濡身;过此以往,弗能受也。其为名乎?则善恶书于史册,毁誉流于千载;赏罚悬于天道,吉凶灼乎鬼神,固可畏也。将以娱耳目、乐心意乎?譬命驾而游五都之市,则天下之货毕陈矣。褰裳而涉汶阳之丘,则天下之稼如云矣。椎紒而守敖庾、海陵之仓,则山坻之积在前矣。扱衽而登钟山、蓝田之上,则夜光玙璠之珍可观矣。夫如是也,为物甚众,为己甚寡,不爱其身,而啬其神。风惊尘起,散而不止。六疾待其前,五刑随其后。利害生其左,攻夺出其右,而自以为见身名之亲疏,分荣辱之客主哉。 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义。故古之王者,盖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古之仕者,盖以官行其义,不以利冒其官也。古之君子,盖耻得之而弗能治也,不耻能治而弗得也。原乎天人之性,核乎邪正之分,权乎祸福之门,终乎荣辱之算,其昭然矣。故君子舍彼取此。若夫出处不违其时,默语不失其人,天动星回而辰极犹居其所,玑旋轮转,而衡轴犹执其中,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贻厥孙谋,以燕翼子者,昔吾先友,尝从事于斯矣。
治乱,是由命运决定的;穷达,是由天命决定的;贵贱,是由时机决定的。所以命运将要隆盛的时候,必定产生圣明的君主;有了圣明的君主,必定会有忠贤的臣子。他们彼此的相遇,不是互相访求而是自然地走到一块来的;他们彼此的相亲,不是有人介绍而是自然地亲密起来的。一人吟唱而另一人必定应和,一人谋画而另一人必定听从。彼此道德混同齐一,辗转相合有如符契。无论得失都不会怀疑彼此的志向,谗言挑拨也不能离间他们之间的交情,这样然后才取得了君臣之道的成功。他们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功,哪里仅仅是人为的呢?给予的是天,告知的是神,玉成的是命运啊。
黄河水清就有圣人诞生,神祠鸣响就有圣人出现,群龙出现就有圣人君临天下。所以伊尹,原是有莘氏陪嫁的奴隶,却辅佐商汤做了阿衡;太公,原是在渭水边上钓鱼的微贱老人,却辅佐周朝做了尚父。百里奚在虞国而虞国灭亡了,到秦国后秦国却成了霸主,不是百里奚在虞国没有才能而到秦国后就有才能了。张良接受黄石公授与的兵书,诵读记载了三略学问的书籍,然后用所掌握的学问游说群雄,他说的话,却像用水泼向石头一样,没有一个人接受。等到他碰上汉高祖,他说的话,就像将石头投向水中一样,没有一次受到抗拒。不是张良在劝说陈涉项梁时就笨口拙舌,而在劝说沛公时就能说会道。那么张良说话的技巧前后是一样的,有人不明白前后结果不同的原因是由于不明白君臣所以合离的道理,君臣合离的原因,就像神明之道一样。所以前面提到的四位贤人,姓名被史籍记载,事迹应乎天事合于人心,这哪能用贤明愚昧来加以量度呢!孔子说:“圣人清明在身,气度志向如神。君临天下的欲望将要来到的时候,神灵在为之开路的同时必先为之预备好辅佐的贤臣。就像天将降落及时雨时,山川为之出云一样。”《诗经》说:“中岳嵩山降下神灵,生下了吕侯和申伯。就是吕侯和申伯,辅佐周朝成了中坚。”这里说的就都是命运啊。
岂只是振兴主人的人,导致乱亡的人也是这样。周幽王被褒姒惑乱,其反常怪异开始出现在夏朝宫庭;曹伯阳得到公孙强,迹象最初出现在社宫;叔孙豹宠信竖牛;祸乱在庚宗时就已造成。吉凶成败,各按命运所安排的到来,都是不用寻求而自己就走到了一块,不用媒介而自己就亲密了。以前圣人受命于河图洛书,说:以文德受命的人,七世九世后就要衰微;以武功兴起的人,六世八世后就要重新谋画振兴之策。到成王将九鼎固定在郏鄏,占卜的结果是传世三十代,享国七百年,这是上天所命令的。所以在幽王厉王之间,周王朝的治国之道就大大败坏;齐桓晋文二霸之后,礼乐就衰落下来;文德浮薄的弊病,渐渐地在灵王景王时产生;巧辩欺诈的风气,在七国时形成;极端的残暴,累积于终于灭亡的秦朝;看重文章风尚,在汉高祖刘邦时被抛弃。即使是仲尼这样道德最高尚的人,即使是颜回,冉有这样的大贤,以礼法为准绳大力推行文德,在洙水泗水之间和颜悦色地教学,也不能阻止浮薄风气的产生;孟轲孙卿,那样效法颜回冉有和仰慕至圣孔子,从容奉行正道,也不能在末世发挥应有的维系作用。天下终于发展到大道沉溺的地步,而无法再加以援救。
像仲尼这样有才能的人,其才能却不合于鲁国卫国的需要;像仲尼这样有口才的人,其言在鲁定公鲁哀公那里却得不到施行;像仲尼这样谦逊的人,却被子西所妒忌;像仲尼这样仁爱的人,却同桓魋结下了仇恨;像仲尼这样有智慧的人,却在陈国蔡国受到了委屈困厄;像仲尼这样有德行的人,却从叔孙武叔那里招来了谗毁。其思想足以救助天下,却不能比别人更尊贵一些;言论主张足以治理万世,却不被当时的国君信用;德行足以应合神明,却不能在世俗间得到推广。先后应聘于七十个国家,却没有碰上一个合适的君主。在各国之间到处急奔,在公卿之门遭受屈辱,仲尼就是这样得不到君主的赏识。到了他的孙子子思,仰慕先圣之道具备先圣长处但还没有达到完美的地步,却厚遇自己培养高名,其声势倾动了国君。他所游历过的诸侯国,没有哪一个诸侯不驾着四马大车登门拜访;即使是登门拜访的人,也还有不能坐上宾客位置的。仲尼的弟子子夏,是一个登上了正厅但还没有进入内室的人。隐退告老在家,魏文侯拜他为师,西河地区的人们,恭恭敬敬地向其德行归附,把他同夫子相提并论,而没有一个人敢对他的言论妄加非议。所以说:治乱,是由命运决定的;穷达,是由天命决定的;贵贱,是由时机决定的。而后来的君子,固守着一个国君,叹息于一个朝廷,屈原因此而自沉湘水,贾谊因此而悲哀发愤,不是太过分了吗?
如此说来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就在于他们能够安于天命而自得其乐了。所以他们遇到困厄时并不生怨,居于高位时并不生疑。其身可以受到压抑,而其思想却不能受到损害;其地位可以受到排挤,而其名誉却不能够丢失。就像水,疏通它就成了江河,堵塞它就成深渊。升到云上去就变成雨下落,沉到地下去就使土润泽。本体清纯用之洗涤万物,不会被污浊淆乱;在受到污浊包围的情形下救助万物,其清纯不会受到损伤。所以圣人身处困厄和显达就像没有区别一样。
忠直的言行触犯君主,独立的操守不合世俗,事理之势就是如此。所以树木高出树林,风肯定会把它吹断;土堆突出河岸,急流肯定会把它冲掉;德行高于众人,众人肯定会对他进行诽谤。前车之鉴不远,后来的车也继续翻覆在前车翻覆的路上。然而志士仁人,还要踏着忠直之路进行而不后悔,还要坚持独立的操守而不肯失掉,这是为什么呢?目的是要以此实现自己的志向,成就自己的声名。为求得自己志向的实现,而在险恶的仕途上经受着风波;为求得自己声名的成功,而经受着时人的诽谤议论。他们之所以身处这样的境地,是有着自己的考虑的。子夏说:“死生是由命定的,富贵是由天安排的。”所以思想将要得到推行的时候,生命将要显贵起来的时候,就像伊尹吕尚在商代周代兴起,百里奚张子房在秦国汉朝被任用,是不用追求而自然就会得到,不用追求而自然就能遇上的。而思想将要废弃不用的时候,生命将要微贱的时候,难道只是君子为之感到羞耻而不肯有所作为吗?也是因为他们知道即使干也是不会有什么收获的。
凡苟且迎合世俗之士,喜欢谄谀献媚之人,按照贵人的脸色俯仰行事,在势利之间曲折前行。贵人的意见不管对与不对,赞美之声都像水流淌;贵人的言论不管可行与否,应对之言都如响之应声。以窥看盛衰作为精神,以或向或背算作变通。权势集于某人时,前往追随就像赶集一样踊跃;某人失去权势时,背弃而去就像脱鞋仍掉。他们有话说:“声名和生命哪一个更亲切?获得和丧失哪一个更有利?荣耀和屈辱哪一个更重要?”所以便鲜洁其衣服穿戴,夸耀其车马侍从,贪求其金玉布帛,沉溺其音乐美色,左顾右盼自以为是得到好处了。只看见龙逢比干失去了生命,而不想想飞廉恶来也被灭掉了家族。只知道伍子胥在吴国被迫用属镂剑自刎,而不警戒费无忌在楚国也被诛灭。只讥笑汲黯做主爵都尉直到白头,而不警戒张汤后来遇到了以牛车安葬的灾祸。只笑话萧望之被迫自杀受挫于前,而不害怕石显被免官自缢于后。所以这些通达知命者的谋虑,各人都是没有留下余地的。
那么要问:大凡人们之所以奔走竞争富贵,是为了什么呢?树立圣人之德必须尊贵吗?那么周幽王周厉王之为天子,不如仲尼之为陪臣。必须权势吗?那么王莽董贤之为三公,不如扬雄董仲舒门庭冷清。必须富有吗?那么齐景公拥有四千匹马,不如颜回原宪检束其身。是为财物吗?那么拿着勺到河边饮水的人,不过饮个满腹,离开屋子到外面淋雨的人,不过淋湿身子,超过了这个需要的河水雨水,是无法再接受的。是为名声吗?那么善恶记载在史册上,诋毁赞誉流传千年,赏罚由天神的意志所支配,吉凶对于鬼神最明白,这本来就是可怕的。将要以此来愉悦耳目快乐心意吗?譬如命御者驾车游览五都的人,就可以看到天下的货物全都陈列在那里了;提着衣裳登上汶阳的山丘,就可以看到天下的庄稼像云彩一样多了;挽着椎髻的士兵守卫敖庾海陵两座粮仓,就可以看到小山一样的粮食堆积在眼前了;插上衣襟登上钟山和蓝田,夜光玙璠的珍贵就可以看到了。像这样,东西特别的多,而归自己所有的又特别的少;不爱惜自己的品节,却爱惜自己的精神;大风骤起尘埃飞升,尘埃飘散却不停止;六种疾病等在前面,五种刑法跟在后面;利害产生在左面,攻夺出现在右面;却还自以为看清了生命和声名的亲疏,分清了荣耀和屈辱的主客呢!
天地的大德叫生长万物,圣人的大宝叫地位。用什么来守住地位叫做仁,用什么来端正人心叫做义。所以古代做王的人,只用他一个人来治理天下,不是用天下来奉养他一个人;古代做官的人,是利用官位施行他的义,不是因为利禄贪求他的官位。古代的君子,羞愧得到了官位却不能进行治理,不羞愧能够进行治理却没有得到官位。探究天和人的本性,考查邪和正的分别,权衡祸与福的门径,最终得出关于荣与辱的谋虑,其区别十分显然,所以君子要舍彼而取此。至于出来做官和在家隐处要不违其时,静默和说话要不失其人。天体转动众星运转,而北极星仍停留在老地方;璇玑像车轮一样不停转动,而衡星像车轴一样仍居中执掌。既明白事理又知识渊博,以保全自己的节操,将这长远的谋虑留传下去,以安定保护好子孙,以前我祖先的朋友便曾这样做了。
参考资料:
1、于平.《昭明文选(五)》.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2063-2072
2、 张启成,徐达.《文选全译(五)》.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3732、3735、3739、3742-3746、3748-3749、3752-3755
魏晋南北朝时期,探讨命运的文章特别多,成为中国思想史上一个颇为奇特的现象。文人们越是对命运感到迷茫、畏惧,便越是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地探索命运的奥秘。作者生于魏晋之际,有感于国家兴衰,君臣遇合之无常,把这一切都委之于运命,发为此论。
参考资料:
1、刘良明.《六朝散文》.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35
《运命论》开篇即云:“夫治乱,运也;……成之者运也。”李康认为,国家的安定与动乱,在于命运;个人的困厄与显达,在于天命;地位的尊贵与卑贱,取决时运。这一部分是全文的总纲。李康认为,明君遇贤臣,国运兴;贤臣逢明君,身名显,而君臣相遇,皆在其时。为了说透彻这一论点,他征引了大量的正面、反面的史实,反复论述命运对人的影响,甚至说“屈原以之沉湘,贾谊以之发愤”,都是因为没有参透命运,不懂“乐天知命”的道理。
“圣人”与“小人”对待命运态度不同,李康认为,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在于他能够乐天知命,所以遭受穷厄之运而无怨恨,居重任之地而不疑心,其“身可抑,运不可屈”;“位可排,名不可夺”。凡迎合世俗甘于苟同之人,则善于察颜观色,看风使舵,“势之所集,从之如归市;势之所去,弃之如脱遗”;“以窥看为精神,以向背为变通”,他们碌碌于声色犬马,为名利奔走竞争,到头来也免不了如飞廉、恶来、费无忌、张汤、石显之流的可耻又可悲的下场。从这一点上说,命运对于每一个人又都是公平的。
最后,李康谈到了圣人之立德。立德是一个人心性的功夫,所以不见得“必须贵”、“必须势”、“必须富”。天地最大的德性是生长万物,圣人最大的宝贝是帝王之位,如何守住王位叫仁,如何禁人为非叫义。所以古代称王的人,用一人治理天下,而不是拿天下去奉养一人。古代做官的人,以官来推行君臣之道,不因名利而贪图官爵。古代的君子,以得天下不能治理为耻,不以能治理而没有得到为耻。
《运命论》在理论意义上与王充的《逢遇》、《累害》等篇宣传命定论的命意相同,然统观全文,实为慷慨发愤之作。文章处处言命,然主旨却不在谈命,而是借题发挥,抨击官场、世情的种种丑恶。其后刘孝标作《辨命论》,引申李康之说,语意则更为愤激。
《运命论》是一篇洋洋洒洒的大文章,内容繁富,思想复杂。文中的一些具体譬喻、分析,似不无可取之处;但总体的立论,却不无偏颇。由于作者目睹曹魏政权后期大权旁落在司马氏家族手中,感慨国家兴衰、君臣遇合之无常,又不得其解,于是便把一切都委之于运命,公然提出:“治乱,运也;穷达,命也;贵贱,时也。”认为这种“运”是无法改变的,个人的出处穷达贵贱都是受个人命运的“命”与时代命运的“时”摆布的。为了证明这点,他列举了许多历史上正反面的人事,如“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于虞而才子秦也”;张良在圮上受书后,以《太公兵法》游说群雄,没人明白,等到遭遇汉高祖,则每言必听,常用其策,“非张良之拙说于陈项而巧言于沛公也”,这都是运命使然。再如孔子是一代圣人,其“道足以济天下,而不得贵于人;言足以经万世,而不见信于时;行足以应神明,而不能弥纶于俗;应聘七十国,而不一获其主;驱骤于蛮夏之域,屈辱于公卿之门,其不遇也如此。”反而德行不如孔子的子思与子夏,却势动人主,风光一时,这就是命运所注定的。
《运命论》是用骈文笔法写成的政论文,其辞采之精美,语言之整齐,音声之讲究,典故之宏富,庶几可谓是一篇十分成熟的骈体文,它对后期骈文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参考资料:
1、何香久.《中国历代名家散文大系·魏晋南北朝卷》.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141-143
2、 李克和,余樟华.《历代名文一千篇·第二册:魏晋南北朝》.长沙:岳麓书社,1997:112-113
李康(生卒年不详),字萧远,三国魏中山(今河北定县)人。性耿介,不合流俗。曾作《游山九吟》(今佚),魏明帝十分欣赏,起用为寻阳长,后封陧阳侯。原有集二卷,已佚。今存《运命论》,载《文选》。文中竭力宣扬天命论,但文笔流丽,其中“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众,人必非之”等句,颇著名。事见《文选》李善注引《集林》。...
李康。李康(生卒年不详),字萧远,三国魏中山(今河北定县)人。性耿介,不合流俗。曾作《游山九吟》(今佚),魏明帝十分欣赏,起用为寻阳长,后封陧阳侯。原有集二卷,已佚。今存《运命论》,载《文选》。文中竭力宣扬天命论,但文笔流丽,其中“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众,人必非之”等句,颇著名。事见《文选》李善注引《集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