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世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庄宗受而藏之于庙。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
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
《书》曰：“满招损，谦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作《伶官传》。
这是一篇著名的史论。作者认为，国家的盛衰，事业的成败，主要取决于人事，取决于执政者的思想行为。并扼要提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等具体论断，精辟透彻，发人深省。
本文阐明观点的主要论据，是五代后唐庄宗先盛后衰，先成后败的历史事实，例据典型而有说服力。在写法上，则欲抑而先扬，先极赞庄宗成功时意气之“壮”，再叹其失败时形势之“衰”，通过盛与衰，兴与亡，得与失，成与败的强烈对比，突出庄宗历史悲剧的根由所在，使“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与人”的结论，显得更加令人信服。
文章笔力雄健而有气势，表达情见乎辞，篇幅虽然短小，却是一篇搏兔而用全力之作。
文中所议论的后唐庄宗李存勖是沙陀族人李克用之长子，是五代的风云人物。李克用在临终之前，以三矢付庄宗要他报仇，叮嘱切切。李克用死后，李存勖嗣位，他谨记父亲遗言，讨刘仁恭，伐契丹，灭后梁，建立了后唐政权。但称帝后却沉迷于奢侈享乐的生活，宠信伶人，不问国事。四方藩镇见伶人被宠爱，纷纷贿以财物，谋取私利。而那些正直的臣僚因不肯行贿，为伶人谗言所诬陷，竟无辜被杀。后唐国政于是日趋衰败，动乱接连而生，李存勖本人最终也死在他极为宠信的伶人郭从谦的手中.。欧阳修目睹国家积弱不振的现实和当权者的骄奢淫逸，忧心仲仲，正是出于以古鉴今的考虑。欧阳修在这篇史论中，提出了“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见解，意在为当时的统治者敲响警钟，可谓寄语深长，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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