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桓晋文之事鉴赏

　　本文是孟子的代表作品之一，颇能反映孟子散文结构严谨、中心突出、论点明确、说理充分、感情激越、气势磅礴这些基本特色。本文是对话体议论文，孟子要在与齐宣王的对话中，使他接受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就必须揣摸对方的心理，诱使对方顺着自己的思路来谈话。因此本文在写作上比较曲折委婉，层层深入，而且说理既逻辑严密，又注意形象生动。本文的艺术特色有如下几点：

　　1、迂回曲折，层层深入，跌宕起伏。论述问题先从侧面、远处、外围入手，逐渐引向主旨，形成了迂回曲折、波澜起伏的论辩风格。本文意在宣扬王道，却不直言王道，而以齐宣王问齐桓晋文之事发端。这个开头既避免了平铺直叙，使文章产生了顿挫之感，又使文章形成驳辩的局面，引出孟子的一段立场鲜明的谈话。孟子的答语既表明了对霸道的态度，又机智委婉地把谈话引向王道。但下文又不正面谈王道，而以“以羊易牛”的事例肯定齐宣王有不忍之心，具备行王道的基本条件，借此打开话题，鼓起齐宣王行王道、施仁政的信心和兴趣。接着又宕开一笔，先言“百姓皆以王为爱”，再为齐宣王辩解，使谈话的气氛趋向缓和，进入谈话情境。再以“牛羊何择焉”，词锋一转，为百姓辩解。齐宣王只好无可奈何地自我解嘲。然后孟子好言安慰，以免使齐宣王失去对王道的兴趣。于是齐宣王赞孟子善察人心，悉心向孟子请教。这一段又打又拉，忽起忽落。百姓的揣度，宣王的辩解，孟子的分说，交错间杂，曲折起伏，颇有意趣，最终把齐王对齐桓晋文之事的注意转到对仁的注意上。孟子仍不直说自己的仁政学说，而是以一系列比喻，说明齐宣王不行仁政非不能而是不为。要使齐王真正倾心王道，必须根除他心中以霸道得天下的大欲。对此，孟子明知齐宣王的大欲是什么，却故意不直说，欲擒故纵，先说五种不足，才引出大欲。然后以缘木求鱼和邹与楚战，说明齐王之大欲的行不通和危害。至此，水到渠成，气势充沛地引出了自己的正面观点。行文真是千回百转，摇曳生姿。

　　2、气势浩然，逻辑严谨。本文铺张扬厉，纵横恣肆，各段之间又联系紧密，一气呵成。孟子散文的气势源于他坚毅的人格，他对自己的主张，坚定不移的信念和广博的学问，气盛则言宜，所以谈起话来理直气壮，刚柔相济，词锋犀利。但本文不仅波澜起伏，气势磅礴，而且逻辑上十分严密，一环扣一环，表面上散漫无纪，实则始终围绕“保民而王”这一中心论点，层次清晰地步步深入，由齐宣王的不忍之心推出他有行王道的基础，进而论述不行王道是不为，而非不能。不为王道是因其心存霸欲，所以又力论霸道的不可行及其危害。至此，孟子才展开仁政蓝图，令齐王心动目眩，迫切希望实行王道，于是孟子又向齐宣王说出了实行王道的具体措施。全文如滔滔江河，水到渠成，顺理成章。

　　3、取譬设喻。孟子散文长于譬喻，本篇也是如此。如，“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挟太山以超北海”“为长者折枝”“缘木求鱼”“邹人与楚人战”等等，非常生动而又言简意赅地说明了道理。孟子这些比喻，并非实际存在的事物，而是凭空造说，带有寓言性和夸张性，却并不给人虚假之感，而是更显道理之真，情事之实。

　　此外，本文还在许多方面表现了孟子的论辩艺术和语言技巧。如以“以羊易牛”这种齐宣王亲身经历的事情说服齐宣王，不仅有故事性，使文章更生动形象，而且也更有说服力，更易被齐宣王所接受。再如文中句式不断变化，大量运用排比句式，而且单句和排比句交错使用，既有引经据典之句，更多明白浅显之语，使全文笔势灵活，文词富赡。

　　本文通过孟子游说齐宣王提出放弃霸道，施行王道的经过，比较系统地阐发了孟子的仁政主张。

　　这篇文章记孟子游说宣王行仁政。说明人皆有不忍之心，为国君者，只要能发扬心中这种善端，推己及人，恩及百姓，就不难保民而王。文章通过孟子与齐宣王的对话，表现了孟子“保民而王”的王道思想和富民、教民的政治主张，也表现了孟子善辩的性格和高超的论辩技巧。他的主张，首先是要给人民一定的产业，使他们能养家活口，安居乐业。然后再“礼义”来引导民众，加强伦理道德教育，这样就可以实现王道理想。这种主张反映了人民要求摆脱贫困，向往安定生活的愿望，表现了孟子关心民众疾苦、为民请命的精神，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孟子的思想也有其局限性。一是战国时期，由分裂趋向统一，战争难以避免。孟子往往笼统反对武力，显得脱离实际不合潮流。二是他的仁政主张完全建立在“性善论”基础上，显得过于天真、简单。孟子的思想虽然有一定的价值，与当时的社会却有很大距离，所以是行不通的。

　　本文是一篇谈话记录，齐宣王提问，孟子回答，问与答紧密相连，不容易看出层次。

　　这里根据内容，把课文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开头至“王请度之”），主要说齐宣王未实行王道，不是不能，而是不为。这部分又可分为三层。

　　第一层（从开头到“则王乎”），提出并明确话题，以问“霸道”开始，转入说“王道”。齐宣王一见孟子，就迫不及待地问齐桓晋文称霸的事，正说明他有称霸的企图。齐桓公、晋文公是春秋五霸中的二霸。前者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后者乱扶周，破楚救宋，都是当时的霸主。因为他们的行事不是靠仁政，而是凭武力，因此被儒家称为“霸道”，与“王道”相对立。所以问齐桓、晋文之事，等于问霸道之事，这对于崇尚王道的孟子来说，无异于劈头一瓢冷水。而孟子以“臣未之闻也”一句，轻轻把话题岔开，转而谈论王道。

　　第二层（从“曰：‘德何如，则可以王矣’”到“是以君子远庖厨也”），提出“保民而王”的中心论点，肯定齐宣王能够保民而王。在孟子看来，王天下的关键在于行仁政，所以孟子首先提出“保民而王”的政治主张。然后再紧紧抓住齐宣王的“不忍”大做文章。在这里，孟子不是空泛的论述，而是抓住了齐宣王“以羊易牛”的事例加以阐发。老百姓看到“以羊易牛”，以小易大，认为王是爱财；孟子则不同，他肯定王有“不忍之心”，只是没有把为仁之事继续扩展下去。这说明齐宣王已经有了“保民”的基本条件，具备施行王道的基础。同时也为下文论说宣王没有实行“王道”，“是不为”而“非不能”埋下了伏笔。

　　第三层（从“王说”到“王请度之”），剖析齐宣王的仁心未及于民，未成王道，不是“不能”，而是“不为”。首先，孟子以一组巧妙的比喻，正面引出“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的结论。其次以“挟太山以超北海”和“为长者折枝”这组对照性比喻，进一步阐明“不为”和“不能”的区别。最后顺其理势，引经据典，加以正面晓喻。说明王道并不难，最基本的就是“推恩”，“推恩足以保四海”，为齐宣王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第二部分（“抑王兴甲兵，危士臣”至“孰能御之”），从反面论述“霸道”的危害，敦促齐宣王彻底改弦易辙，放弃霸道，实行王道。齐宣王不能实行王道，不是方法问题，而是一心要实行“霸道”。孟子先以“兴甲兵”几句，不直说霸道，却列举了霸道的种种害处，使齐宣王不得不说出“吾何快于是”，从而引导他说出“大欲”。“笑而不言”四字，写出宣王欲霸天下而又躲躲闪闪，不那么理直气壮的神态，极尽传神之妙。孟子明知齐宣王的“大欲”仍是霸业，却故意以口腹声色之娱来揣度，形成文章的顿挫，然后道破其“大欲”乃是以力争霸天下，点明齐宣王的“大欲”后，旋即以“缘木求鱼”这个生动的比喻，彻底打碎了他的幻想，犹如当头棒喝，使文势如悬崖坠石，有千钧之力。宣王不禁惊言：有这么严重吗？孟子再步步进逼，以邹与楚战为喻，说明齐若与天下对抗，强弱不均之势显而易见，从而导出小不敌大、寡不敌众、弱不敌强的结论，以使齐宣王彻底放弃“霸道”。霸道的危害既已讲清，孟子再正面铺写行仁政王道的威力，就不能不令齐宣王怦然心动了。

　　第三部分（“王曰：‘吾不能进于是矣。’”到篇末），阐述施行王道的具体措施。经过上文对王霸利弊的说明，齐宣王表示愿意就教，孟子这才水到渠成地拿出了他的仁政主张：“制民之产”和“谨庠序之教”。使百姓有恒产，足以饱身养家，然后再对他们施以礼义道德的教育。这一王道仁政模式，以排比句对称说出，说王道制度，极言其利。只要做到这一点，老百姓归附，犹如万条江河归大海，形成“孰能御之”之势。全篇最后以一幅王道乐土的美好画卷作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