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说入朝为官时，武则天的两个内宠张昌宗、张易之兄弟权倾朝野，多为不法。满朝官员中只有出名的硬汉宰相魏元忠不怕他们的淫威。张氏兄弟对魏元忠恨得要死，千方百计想把魏元忠除掉。他们在太后面前诬告魏元忠，说魏元忠在背后议论：太后老了，不如跟太子靠得住。武则天一听就火了，把魏元忠打进了牢监，准备亲自审讯，并且要张昌宗他们两人当面揭发。

　　张昌宗恐怕辩不过魏元忠，就偷偷地去找魏元忠的部下张说，要张说作伪证，并且许诺说，只要张说答应，将来就提拔他。

　　第二天，武则天上朝，召集太子和宰相，让张昌宗和魏元忠当面对质。魏元忠说什么也不承认有这回事。两人争论了半天，没有结果。张昌宗说：“张说亲耳听到魏元忠说过这些话，可以找他来作证。”武则天立刻传令张说进宫，张说进了朝堂。武则天问他说：“你听到魏元忠诽谤朝廷的话了吗?” 魏元忠一见张说进来，就高声叫起来说：“张说，你想跟张昌宗一起诬陷人吗?”张说回过头来哼了一声说：“魏公枉做宰相，竟说出这种不懂道理的话来。”张昌宗一看张说的话不对头，就在旁边催促他，说：“你别去管他，快来作证。”张说向武则天说：“陛下请看，在陛下面前，他还这样胁迫我，可以想象他在宫外是怎样作威作福了。现在我不能不实说，我确实没听魏元忠说过反对陛下的话，只是张昌宗逼我做伪证罢了。”

　　武则天是个聪明人，听了张说的答话，知道魏元忠的确冤枉，但是她又不愿张昌宗他们下不了台阶，就骂张说说：“你真是反复无常的小人。”说着，就命令侍从把张说抓起来。以后，武则天又派人审讯张说。张说横下一条心，咬定他没有听到魏元忠说过谋反的话。因此，张说在朝廷大臣中获得了很高的声誉。

　　从武则天末年，唐朝屡次发生政变。睿宗李旦登基以后，政局仍不稳定，潜伏着政变危机，太平公主党徒众多，宰相七人，五出其门，文武大臣，大半附之，严重威胁着太子李隆基的地位。 传说睿宗景云年间的一天，皇帝早朝时对大臣们说：“最近有术士预言五日之内有军队进攻皇宫，大家说怎么办?”大臣们一听，大为震惊，纷纷要求皇帝调查此事，并加以警惕。张说出班奏道：“臣以为这是一些人散布的谗言，他们主要是想诬陷太子罢了。皇上如果以太子监国，处理朝政，加强太子的实权地位，则君臣名分就会固定下来，有利于稳定人心和政局。弄奸的小人就没有胆量再搞破坏，这样流言蜚语就不会再有人传播了。”

　　张说的建议，得到了其他大臣的赞同，睿宗皇帝立即下诏自即日起由太子李隆基监国执政，从而为太子李隆基地位的巩固奠定了基础。

　　姚崇是唐玄宗早期的著名贤相，死后葬于洛阳，姚崇曾与张说一起在朝中为相，但两人之间的政见多有不合，因而隔阂很深。

　　传说姚崇病危时，对守在身边的几个儿子说：“张说丞相与我政见不和，但他才华出众，文章妙绝天下。我死后希望能让他来给我写墓志。我们关系不好，但张丞相向来喜欢炫耀，爱好排场，尤其喜欢华美服饰，珍贵宝物。我死后，他一定会来吊唁。你们把我的服饰玩物中，宝贵值钱的东西放在床帐前。张说假如不看，你们就无希望了；假如他注意这些东西，就把他喜欢的玩物给他送去，乘机请他为我写篇墓志。拿到文章就镌刻，并把它送给皇帝过目。张丞相考虑问题常比我慢，几天后一定要反悔。假如他收回碑文，就告诉他皇帝已经同意，并领他看刻好的石碑。”

　　姚崇死后，张说果然来了。张说看到姚家陈列的服饰、玩物，眼露欲光，看了三四遍。姚家人按姚崇吩咐的那样去做，张说果然收下赠物，写了一篇祭文，叙述姚崇的生平，褒扬姚崇的政绩，详尽而生动。张说本来就是当时有名的诗人，故文章一出，就被大家称为杰作。姚家人连忙呈上皇帝过目并刻石。

　　几天后，张说果然派人来索要稿本，说文辞不够周密，想修改修改。姚崇的儿子们领来人看了已刻好的石碑，并告知皇上已过目同意。仆人回告张说，张说非常悔恨，抚着胸说：“死去的姚崇还能算计活着的张说，我今天才知道我的才能不如他的呀!”

　　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知其父官职卑微，仅为洪洞县丞。张说为文运思精密，年轻时很有造诣。垂拱四年（688年），武则天策试贤良方正，亲临洛阳城南门主考，张说应诏对策为天下第一。武则天以为近古以来没有甲科，张说遂屈居为乙等，授任太子校书，迁左补阙。

　　长安初年（701年），诏令张说与徐坚等人撰修《三教珠英》，由麟台监张昌宗及成均祭酒李峤总领此事。昌宗不学无术，只是广引文词之士，高谈阔论，“历年未能下笔”。唯张说与徐坚“构意撰录，以《文思博要》为本，更加《姓氏》、《亲族》二部，渐有条流”。书修成后，迁右史、内供奉，兼知考功贡举事，后又擢任凤阁舍人。

　　长安三年（703年），女皇男宠张昌宗诬陷御史大夫魏元忠与人私议“太后老矣，不若挟太子为久长”，称此是谋反，并胁迫张说作证，张说应允了。当上廷作证时，再次威胁他，张说却慷慨陈词，对女皇说：“陛下视之，在陛下前，犹逼臣如是，况在外乎！臣今对广朝，不敢不以实对。臣实不闻元忠有是言，但昌宗逼臣诬证之耳！”张昌宗阴谋败露后，又气急败坏地反诬称张说与魏元忠同谋反。张说又据理反驳，最后并说：“且臣岂不知今日附昌宗立取台衡，附元忠立致族灭！但臣畏元忠冤魂，不敢诬之耳。”张说理正词严，揭露了张昌宗的非法行为，保护了耿直大臣魏元忠，但武则天却不分是非曲直，反认为张说是“反复小人”，再次鞫审，最后竟被无辜流放于岭外。

　　唐中宗复位后，张说入为兵部员外郎，后转工部侍郎。景龙年间（707年—709年），遇母丧离职，服丧未满，中宗欲起复授黄门侍郎，当时“风教颓紊，多以起复为荣”，张说却推辞不受，颇受有识之士的称赞。服丧期满，复授工部侍郎，不久改为兵部侍郎，加弘文馆学士。

　　景云元年（710年），唐睿宗即位，张说迁任中书侍郎，兼雍州长史。这年秋天，谯王李重福潜入东都，欲谋夺皇位。兵败后，东都留守捕获了其党羽数百人，审讯多月，迟迟不能定案，睿宗即命张说前去审理。张说很快查清了此案，一宿即捕获了谯王的主谋张灵均、郑愔等，弄清了其全部罪状，其余误捕下狱的一律宣布无罪释放。张说办事干练，深受睿宗的嘉奖，称赞他说：“知卿按此狱，不枉良善，又不漏罪人。非卿忠正，岂能如此？”翌年，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

　　这时，李隆基尚居东宫为太子，张说为侍读，备受亲近礼敬。太子姑母太平公主交结朝臣，朋比为奸，干预朝政，图谋废掉太子。这年二月，唐睿宗曾对待臣说：“有术者上言，五日内有急兵入宫，卿等为朕备之。”侍臣们明白，此事显然是旨在离间挑拨父子关系，以动摇太子地位，都面面相觑，不知说什么好。张说则直言不讳地说：“此是谗人设计，拟摇动东宫耳。陛下若使太子监国，则君臣分定，自然窥觎路绝，灾难不生。”睿宗听后十分高兴，即日下制止皇太子监国。第二年，又下制皇太子即位。

　　睿宗虽然退居为太上皇，但仍控制着朝政大权。太平公主仍依恃皇兄权势继续干预政事，变本加厉地谋害玄宗。她恨张说不趋附自己，便奏请睿宗，将他贬为尚书左丞，并出为东都留守。张说洞知太平公主之党暗中怀有异谋，遂遣使者献给玄宗一把佩刀，暗示他要果断行事，以铲除太平公主之党。故史称“张说独排太平之党，请太子监国，平定祸乱，迄为宗臣。”在平定了太平公主的谋乱之后，玄宗即召张说拜中书令，封燕国公。

　　开元元年（713年）十月，玄宗欲召回同州刺史姚崇为相。张说因与姚崇不和，暗中指使御史大夫赵彦昭弹劾，玄宗不予理睬。接着，张说又使殿中监姜皎向玄宗建议，任命姚崇为河东总管，以阻止姚崇入相。玄宗知是张说的计谋，不顾一再阻挠，仍拜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姚崇任相后，张说就私自到岐王李范家申述诚意。姚崇告发此事，张说被贬为相州刺史，充河北道按察使。

　　张说被贬不久，又因他事牵连，再贬为岳州刺史。苏颋擢任宰相，张说与其父苏瑰为故交，撰《五君咏》献苏颋，其中一则是记苏瓖事。苏颋读后很感动，上奏称张说为“忠贞謇谔，尝勤劳王室，亦人望所属，不宜沦滞遐方”。开元六年（718年）二月，张说迁任荆州长史。不久又迁任右羽林将军，兼检校幽州都督。

　　开元十年（722年），诏命张说为朔方节度大使，并去朔方巡视边防，处置兵马。开元十一年（723年），张说进为中书令。开元十七年（729年），再拜张说为尚书右丞相，集贤院学士。开元十八年（730年），张说患病，玄宗每天都遣中使前去看望，并御笔写药方赐予他。由于医治无效，这年十二月病卒。时年六十四岁。赠太师，谥曰文贞，玄宗还亲自为张说撰神道碑文。

　　张说有才智，但脾气暴躁，又好受人贿赂。百官凡奏事有不合他心意的，“好面折之，至于叱骂”，所以与同僚的关系不甚融洽。开元十四年（726年）二月，玄宗召回河南尹崔隐甫，欲授任要官，张说却认为他不通文学，遂奏请拟任金吾大将军；前殿中崔月用与张说关系密切，便推荐他为御史大夫。玄宗拒绝了他的意见，即以隐甫为御史大夫，隐甫心里怨望张说。

　　御史中丞宇文融，曾建议检括天下游户及籍外占田，设置十道劝农事，分行郡县督责检查，张说担心扰民，屡次从中阻止。这时，宇文融又请求吏部设立十铨，与苏颋等分管选举，凡有论奏，张说又极力抑止，“于是铨选失序”。宇文融愤怒已极，即联合崔隐甫、李林甫共同弹劾张说，说他招引术士王庆则“祠祷解，而奏表其闾”，引僧人道岸“窥诇时事，冒署右职”；其亲吏张观、范尧臣依据张说权势，“市权招赂”，又擅自给太原九姓羊钱千万，言辞“丑惨”。玄宗十分恼怒，即敕令源乾曜、崔隐甫、刑部尚书韦抗于御史台鞫审张说。

　　源乾曜奉诏鞫审张说，罪状多属实，玄宗派高力士去看张说，见他蓬首垢面，坐在草地上，使用的是瓦器，吃的是粗食，以表示“自罚忧惧”。高力士将此情况回报玄宗，并说：“说往纳忠，于国有功。”玄宗听后也很怜悯他，仅罢去中书令职务，命在集贤院专修国史，只诛杀王庆则等人，受株连者十余人。

　　开元十五年（727年）正月，御史大夫崔隐甫与中丞宇文融唯恐玄宗再进用张说，一再上言诋毁他。于是“各为朋党”，相互攻讦。玄宗疾恨朝臣朋比为奸，因命张说致仕，隐甫被免官，宇文融也被出为魏州刺史。

　　开元十六年（728年）二月，以尚书右丞相致仕的张说兼任集贤殿学士。张说虽罢知政事，专文史之任，但玄宗对他的宠遇不衰，“朝廷每有大事，上常遣中使访之”，以征询张说的意见。

　　开元十七年（729年），再拜张说为尚书右丞相，集贤院学士。不久，又代源乾曜为尚书左丞相。他上任那天，玄宗特命有司供帐，奏音乐，具酒馔，并作御诗一篇以叙此事，仪式热烈而隆重。不久，又以修撰谒陵仪注有功，加封开府仪同三司，其长子张均为中书舍人，次子张垍尚宁亲公主，拜驸马都尉。“当时荣宠，莫与为比。”

　　开元十八年（730年），张说患病，玄宗每天都遣中使前去看望，并御笔写药方赐予他。由于医治无效，这年十二月病卒。时年六十四岁。赠太师，谥曰文贞。玄宗还亲自为张说撰神道碑文。

　　张说曾三任宰弼，擅长文学。一生掌文学之任三十多年。有助成文治之功，也颇有武略，可谓文武兼资。他明于政体，改革不合时宜的政治和军事制度。故史家称赞他“发明典章，开元文物彬彬，说居力多”，是推动“开元之治”的一位重要人物。

军事
　　张说被贬不久，又因他事牵连，再贬为岳州刺史。苏颋擢任宰相，张说以与其父苏瓖为故交，撰《五君咏》献苏颋，其中一则是记苏瓖事。苏颋读后很感动，上奏称张说为“忠贞謇谔，尝勤劳王室，亦人望所属，不宜沦滞于遐方”。开元六年（718年）二月，张说迁任荆州长史。不久又迁任右羽林将军，兼检校幽州都督。
　　幽州地与奚、契丹接壤，为北方重镇。这一年契丹首领李失活死，大臣可突于争权，发生了内乱。唐朝派兵镇压，结果失利。张说上表，陈述利害，说：“臣熟知幽州兵马寡弱，率欲排比，未可即用，城中仓粮全无贮积。”因此，他请求加强战备，以防止边患。
　　在此期间，张说考虑到“国储未赡，边军未息”，为了“静人业农”，他上表情求屯田：“臣闻求人安者莫过于足食，求国富者莫先于疾耕。臣再任河北，备知川泽。窃见漳水可以灌巨野，淇水可以灌汤阴，若开屯田，不减万顷，化萑苇为粳稻，变斥卤为膏腴，用力非多，为利甚博。”因此，他希望朝廷“不失天时，急趋地利，上可以丰国，下可以廪边，河漕通流，易于转运，此百代之利也”。屯田既可增加国库收入，减轻农民负担，又方便了水利交通，是一项很有益的措施。
　　开元七年（719年），张说检校并州大都督长史，兼天兵军大使，摄御史大夫，兼修国史。他再次上表论奏边事，主张对周边少数民族实行安抚和睦政策，用兵不过是迫不得已的。后可突于终于立李失活的族弟郁于为国主，并遣使请罪。玄宗即册立郁于，唐与契丹的纠纷终于圆满解决了。
　　开元八年（720年）秋，朔方大使王晙密奏原突厥降户勾引突厥，谋陷军城，因诛杀殆尽。此事引起了散居在大同、横野军附近的拔曳固、同罗诸部的恐惧不安。为了平息事端，张说只率二十从骑，持节去各部安抚，晚上还住在他们帐中。拔曳固、同罗诸部听到后深为感动，“由是遂安”。
　　开元九年（721年）四月，原突厥降将康待宾诱使诸降户反叛，一时攻陷了兰池六州。诏令王晙率兵讨伐，并令张说知经略。康待宾暗中与党项通谋，攻破了银城、连谷，还占据了粮仓。张说率马步兵一万人出合河关（今山西兴县）袭击，康待宾等大败而逃。张说率军乘胜追击，当追到骆驼堰时，党项部反戈。张说招抚党项流散人员，使各安其业。讨击大使阿史那献以为党项反复无常，请全部诛杀。张说制止了这一滥杀的做法，说：“王者之师，当讨叛柔服，岂可杀已降邪！”即奏请设置麟州，“以镇抚党项余众”。同年九月，召拜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开元十年（722年），诏命张说为朔方节度大使，并去朔方巡视边防，处置兵马。这时，康待宾余党庆州方渠康愿子反叛，自立为可汗，劫掠牧马，西渡黄河出塞。张说率兵追讨，至木盘山擒获了康愿子，并俘虏三千人。为了防止这一带的突厥降户再次骚乱，于是议请将居住在河曲六州的降户五万余人强行迁往中原的许、汝、唐、邓、仙、豫等州。这样，朔方之地，空荡无人。张说因功赐实封二百户。
　　张说历经边镇数年，熟知边防事宜。当时沿边镇兵多达六十余万，他以时无强敌，奏请精减兵员，罢免二十余万。玄宗对裁减三分之一有些犹豫。张说解释说：“臣久在疆埸，具悉边事，军将但欲自卫及杂使营私。若御敌制胜，不在多拥闲冗，以妨农务。”
　　张说还着手对府兵进行了改造。当时诸卫府兵，成丁入伍，六十岁免役，其家又不蠲免杂徭，渐渐贫弱，大都逃亡。先天二年虽然有所改革，规定二十五岁入伍，五十岁放免，屡次征镇者，则十年免役。但实际上徒有此令，
　　并未能付诸实施。因此这时府兵之法日渐破坏，番役更替多不按时，卫士逃匿，宿卫之士无法得以保证。鉴于这种情况，张说建议，请召募壮士充宿卫，“不问色役，优为之制，逋逃者必争出应募。”玄宗同意募兵，不过十几天，即得到精兵十三万人，“分隶诸卫，更番上下。兵农之分，从此始矣”。
　　张说的精减边兵、改革府兵，有利于减轻人民的负担，也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王夫之评论说：“张说所奏罢之二十万人，无一人可供战守之用，徒苦此二十万之农民于奉拚除、执虎子、筑场，供负荷之下。故军一罢，而玄宗知其劳民而弱国也，而募兵分隶之议行，渐改为长从，渐改为彍骑。穷之必变，尚可须臾待哉？”

政治
　　开元十一年（723），张说进为中书令。在政治制度上所进行的重要改革是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政事堂在唐初设于门下省，为宰相议政之所。贞观之后，中书省权力渐重。武周时裴炎由侍中改任中书令，为便于政务推行，迁政事堂于中书省，但仍是宰相议政之所。张说任中书令后，将政事堂改为“中书门下”，并“列五房，一曰吏房，二曰枢机房，三曰兵房，四曰户房，五曰刑礼房，分曹以主众务焉”。同时，政事印为“中书门下之印”。这一改制，使政事堂有其所辖部门与属官，由宰相议政之所变为朝廷最高权力机构。
　　唐玄宗统治前期，经济繁荣，政治升平，进入盛世。好大喜功的玄宗粉饰文治，特置丽正书院，聚集文学之士，或修书，或侍讲，以张说为修书使总领其事。由于文学之士受到宠遇，对其供给也十分优厚。中书舍人陆坚以为他们“无益于国，徒为糜费”，欲上奏罢免学士。张说反驳其言，说：“自古帝王于国家无事之时，莫不崇宫室，广声色，今天子独延礼文儒，发挥典籍，所益者大，所损者微。陆子之言，何不达也！”玄宗听到后，“重说而薄坚”。
　　开元十三年（725），改丽正书院为集贤殿书院，定书院官五品以上为学士，六品以下为直学士，张说以宰相为学士知院事。他虽然地位显赫，却很谦逊。玄宗欲授任张说为大学士，他推辞说：“学士本无大称，中宗崇宠大臣，乃有之，臣不敢以为称。”后来在集贤院举行宴会，照旧例，官位高者先举杯，张说欲打破陈规，便对诸士子说：“吾闻儒以道相高，不以官阀为先后。”于是，众学士一起举杯同饮，一时传为佳话。张说雅重词学之士，善于用人之长。当时，在文学上有造诣、有名声的韦述、张九龄、许景先、袁晖，赵冬羲、孙逖、王翰等“常游其门”，赵冬羲兄弟六人，韦述兄弟六人并词学登科，张说极口称赞：“赵、韦昆季，今之杞梓也。”
　　张说“为文俊丽，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笔，皆特承中旨撰述，天下词人，咸讽诵之”。是当代无人能企及的。他一生著作宏富，除了参与修撰《三教珠英》、主持改撰《开元五礼仪注》以外，还主持编撰了《大唐六典》。又奉玄宗之命，与他人一起类集要事，为诸王子习读而编写了《初学记》30 卷。后人收集他的诗词、文赋、表奏、碑文、墓志，总成文集30 卷。

文学
　　张说前后三次为相，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为开元前期一代文宗，品评文苑，奖掖后进，深孚众望。他为文俊丽，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笔，多特承帝旨撰述，尤长于碑文墓志。与许国公苏齐名，号称"燕许"。皇甫《谕业》论唐文首列二家，谓"燕公之文，如口木口枝，缔构大厦，上栋下宇，孕育气象，可以变阴阳，阅寒暑，坐天子而朝群后。其文骈、散兼擅，《旧唐书·张说传》载其《谏武后幸三阳宫不时还都疏》等疏表 3篇，皆政论名作。其他题材佳篇，如《起义堂颂》、《西岳太华山碑铭》、《贞节君碑》、《姚文贞公神道碑》、《齐黄门侍郎卢思道碑》，或渊懿朴茂，或放出奇。沈曾植《菌阁琐谈》认为“燕许宗经典重”，已开中唐古文作家梁肃、独孤及和韩愈、柳宗元古文运动的先声。张说又能诗，具盛唐风貌。官岳州后，诗益凄婉，人谓得江山之助。古体如《邺都引》，沈德潜以为“声调渐响，去王、杨、卢、骆体远矣”(《唐诗别裁集》)；近体如《幽州新岁作》，方东树以为“情词流转极圆美”，“亲切不肤”（《昭昧詹言》）。一云张说又能为小说，相传《虬髯客传》为其所作（《说郛》、《虞初志》等题张作），但无确证。
　　有文集30卷。今通行武英殿聚珍本《张燕公集》25卷、《四部丛刊》影明嘉靖丁酉本《张说之集》25卷。事迹见新、旧《唐书》本传。

新时代，新需要
　　经过玄宗君臣六七年的努力，唐朝出现了天下大治的局面。唐玄宗心里又在思索了，国家下一步该向何处去呢？思考来思考去，唐玄宗觉得，现在，大唐已经摆脱乱象，逐渐实现治理，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迎接盛世的到来。什么叫盛世？盛世的基本标准就是文治昌明、武功强盛。既然如此，那就应该从文治武功两个角度下工夫了。当时唐朝文治武功的情况怎么样呢？一句话，状况不好，有待提高。
　　他的心里已经在物色更适合的人选了。就是张说。

人才张说
　　张说是当时能够把文治、武功两大优点汇聚于一身的代表人物。文治方面，张说是少年天才，曾经在武则天时期的制举考试中击败万名考生，拔得头筹，相当于今天的高考状元。武则天特别欣赏他的清辞丽句，还让他在自己的面首张昌宗、张易之兄弟搞的“三教珠英”编辑部里当过编辑。当时苏颋和他齐名，号称“燕许大手笔”，现在如果由他来推进文治，当然是最合适的人选了。
　　可是，别以为张说只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张说在唐中宗一朝就担任兵部侍郎，自从开元元年离开朝廷后，更是没少担任军职。几年历练下来，武功也相当了得。一般文人难免胆小，但是张说胆子特别大。开元八年（720），张说正在担任天兵军节度大使。天兵军常驻太原，紧挨着天兵军的是朔方军，驻扎在今天宁夏的灵武。这两军都驻扎在当时的胡汉交界地区，所以，境内有很多投降的少数民族部落。这一年秋天，朔方节度使因为怀疑自己辖区内已经投降的突厥部落谋反，把他们给诱杀了，这下子让张说管辖下的其他部落也紧张起来了。这是不是唐朝的计划呢？先杀突厥，再杀我们，一个个杀光？所以，几个部落都人心惶惶。这些部落要是骚动起来，那对唐朝的稳定可是大大的不利！怎么安抚这些人呢？张说让副大使看家，自己率领着20个骑兵，直接就奔这些部落来了。到了这些部落之后，他就住在首领的牙帐里面，给他们讲朝廷的政策，做思想工作。听传令兵回来说张说居然就住在部落首领的牙帐里，跟人家同吃同睡，可把副手给吓坏了，那不等于以身饲虎嘛！副大使赶紧给张说写信，让他千万不要轻信这些少数民族，要离他们远一点，保护好自己。张说怎么回答的呢？他说：“吾肉非黄羊，必不畏食；血非野马，必不畏刺。士见危致命，此吾效死之秋也。”意思是说，我的肉不是黄羊肉，我不怕吃；我的血也不是野马血，所以也不怕喝。如今情况危急，这正是我报效朝廷的时候。我意已决，不必再劝！张说这样做了，那些反侧难安的少数民族怎么样了呢？要知道，少数民族绝不像副大使想象的那么不可信，相反，看到张说这么信任他们，几个部族都非常感动，真的就安定下来了。这不是有勇有谋吗？
　　这还不算，开元九年（721）四月，有一批胡人又造反了。这批胡人本来已经投降了唐朝，被安置在河曲地区，也就是黄河拐弯处。唐朝给他们设立了六个羁縻州（自治州），让他们在这六个州生活。所以，这件事在唐史上被称为“六胡州事件”。造反的胡人有六七万人，能征善战，很快就控制了六胡州。而且，随着他们势力的增大，生活在今天宁夏地区的党项族也和他们联合起来了，眼看局面就要失控。要知道，河曲地区离长安可不算太远，这不是腹心之疾吗？玄宗赶紧派河曲周围的几支节度使军队联合*，张说的天兵军也不例外。接到命令之后，他就带着一万多骑兵，浩浩荡荡往西杀过去了。张说没有和造反的胡人交战，他的目标是胡人的盟军党项。党项族后来在宋朝时建立西夏政权，以善战著称，但是当时实力还不行，很快就被打得落花流水了。怎么办呢？他们想，索性戴罪立功吧，直接掉过头去打叛乱的胡人去了，相当于起义了。对这些先有过后立功的党项人该怎么办呢？有人主张说，他们是反复小人，不如都杀了算了。张说一听就火了，说：我们是王者之师，又不是土匪，怎么能杀已经投降的人呢！坚决不干。这样一来，党项人很感动，也安定下来了。通过这两件事，张说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一下子丰满起来，他不是一个纯粹的文人，也不是一个纯粹的赳赳武夫，他是允文允武，文武双全！现在唐玄宗想要提升文治武功，张说就是最好的人选！

张说的努力
　　张说能当上宰相，除了皇帝赏识外，也没少费工夫包装、推销自己！他这次复出，就和他长期坚持不懈的自我推销有很大关系。那他是怎么推销自己的呢？
　　按照《明皇杂录》的记载，张说第一次推销自己还是在开元五年（717）。当时，他从宰相岗位上下来后，一贬再贬，成了岳州刺史。张说《岳州作》是这样写道：“夜梦云阙间，从容簪履列。朝游洞庭上，缅望京华绝。潦收江未清，火退山更热。重欷视欲醉，懵满气如噎。器留鱼鳖腥，衣点蚊虻血。发白思益壮，心玄用弥拙。冠剑日苔藓，琴书坐废撤。唯有报恩字，刻意长不灭。”也就是说，我虽然身处岳州，但是，日日夜夜忘不了长安，忘不了朝廷。我无心弹琴，也无心舞剑，因为我的一腔热血，只愿报效皇上！一句话，张说时时刻刻都想回到长安，建功立业！可是，作为一介贬官，怎么才能翻身呢？张说瞄上了刚刚当上宰相的苏颋。他和苏颋的爸爸苏瓌曾经长期共事，关系不错。
　　怎样才能借助这个关系，让苏颋给自己美言几句呢？
　　张说想来想去想出了一个办法。当时，苏瓌去世好几年了，而且忌日快到了，张说就精心构思了一组诗，题名为《五君咏》。所谓五君咏，其实吟咏的就是唐朝的五个著名大臣，苏瓌是其中之一。张说想把这首诗拿给苏颋，去祭奠苏瓌。不过，这首精心写就的诗可不能随随便便地送，而是要送得恰逢时机、恰到好处。
　　怎么叫恰到好处呢？张说找了送诗使者，并交代他，你提前几天去，在苏颋家附近找一间旅馆住下来。等忌日那天，你别早也别晚，一定要等黄昏时候送过去。
　　然后看看苏颋的反应。
　　苏颋果然被打动了，看了诗后，当堂呜咽流涕，悲不自胜，客人们也都为之动容。那苏颋不能白感动，转过天来，他就在朝廷大讲特讲张说的忠贞正直，说：这样的大臣怎能长期沦落蛮荒之地呢！苏颋这样说了，那天到过他家的大臣们也都纷纷附和。结果，唐玄宗很快把张说升为荆州长史了。
　　可是，荆州长史绝不是张说的终极目标，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罢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张说还要接着推销自己。
　　张说第二次推销自己就不是对宰相，而是直接面对皇帝了。怎么回事呢？根据《新唐书》的记载：开元七年（719），张说已经担任幽州都督了。有一次入朝，张说穿着一身军装就来面见皇帝了。玄宗一看张说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不由得大喜过望。果然，在这身戎装的视觉冲击下，玄宗上钩了，马上提拔他为并州长史，兼天兵军节度大使了。玄宗这一次任命，就等于认可了张说文武兼资的身份。这距离他当宰相不就只有一步之遥了吗？
　　不过，一步之遥也是距离，张说是怎么走完这最后一步的呢？这次推销的对象是谁呢？就是王毛仲。他本来是唐玄宗的家奴，为人聪明伶俐，唐玄宗两次政变他都帮了大忙，所以，是唐玄宗的心腹红人。从张说担任并州长史起，他就经常给王毛仲敬献金银珠宝，王毛仲当然对他印象特别好。两个人见面分外亲热。就这样，张说在战场上英勇杀敌的战功和高瞻远瞩的眼光就通过王毛仲这条渠道一一输送给唐玄宗。王毛仲的美言让玄宗下了最后的决心：让张说复出，让张说辅佐我走向盛世！
　　那我们怎么评价张说的这些努力呢？好多人会说，这不是小人行径吗？太没有大臣风骨了。中国传统文化提倡谦谦君子，恬淡退让，像诸葛亮高卧南阳，单等着让人三顾茅庐，那才叫有气度。像张说这样费尽心机，主动营求当宰相的，我们往往会觉得过于巴结，甚至会觉得是个小人。但是我们也要知道，人之为人，不仅仅在于他有人的身体，更在于他有人的灵魂，有人的追求。有本事的人往往是不甘寂寞的，他有自我实现的欲望。可是，如果把自我实现完全寄托在别人身上，那又是不牢靠的。就连毛遂那样的聪明人，也要靠自荐才能被赵国的平原君赏识；孔子那样的圣人，不是也还要周游列国，到处寻求理解吗？这些人之所以不清高，是因为他们有才华，也有雄心。这种才华和雄心如果不能施展，那不仅是对他们个人的浪费，其实也是历史的损失。张说正是一个这样的人。不可否认，张说的功名心确实比较明显，但是，如果没有这种功名心，没有这种孜孜不倦的努力，他和玄宗之间的君臣遇合就不能实现，唐史也不会这么精彩了！皇帝到处寻找人才，臣子努力让皇帝了解自己，这不同样是千载难逢的君臣遇合吗？那么，经过这样曲折的经历才终于重登相位的张说，会为唐朝作出怎样的贡献呢？

二虎相争
　　集文治武功于一身的政坛明星张说，得到唐玄宗李隆基的赏识，迅速东山再起，成为李唐王朝的新任宰相。按照以往的惯例，唐玄宗历来只设置两个宰相，他们一主一辅，相互配合。可是当张说进入宰相班子的时候，他的前面已经有了张嘉贞和源乾矅两位宰相。那么，唐玄宗为什么要打破惯例，设立三位宰相呢？“三驾马车”能否同舟共济，各尽其职，辅佐唐玄宗呢？
　　在这三个人中，源乾矅是一个甘当“绿叶”的宰相，所以问题不大。关键是张说和张嘉贞，这两个人个性十足，该如何相处呢？特别是身为文坛领袖的张说，是否会甘于忍受屈居人下的境遇呢？
　　通过一步步地努力，张说终于彻底扳倒了张嘉贞，如愿以偿地成为了唐玄宗的首席宰相。

封禅大典
　　封禅古代帝王在太平盛世举行的祭祀天地的大型典礼。封禅活动是强调君权神授的重要手段。
　　他的推动下，唐朝的军事、政治和文化领域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得君行道，这不正是他的毕生追求吗？现在，这个梦想已经成为现实，对张说而言，这也是人生的丰收时节。
　　开元十三年（725）十月十一日，玄宗领着文武百官、皇亲国戚、儒生文士、四夷酋长，还有日本、新罗、大食等国的国君、使者从洛阳出发，浩浩荡荡地向泰山进发。场面浩大，光是后勤供应队就前后绵延了好几百里。
　　在史书的记载中，唐玄宗的这个封禅大典可谓规模巨大，盛况空前，呈现出开元盛世的伟大画卷，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通过这次封禅体现了出来。但是这次封禅的背后，又潜伏着怎样的危机呢？
　　封禅评价我们应该怎么评价唐玄宗的这次封禅活动呢？
　　首先，这次封禅是开元盛世成就的充分展示。
　　其次，这次封禅也是开元中期唐玄宗逐步走向好大喜功的一个突出标志。
　　第三，尽管好大喜功、奢侈享乐的倾向出现了，但是，在这个时候，玄宗还是比较注意民生疾苦的。
　　不管怎么说，这次封禅，体现了玄宗十几年统治卓越的成就，也体现了张说杰出的组织才华。通过封禅，玄宗和张说君臣都达到了人生的巅峰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