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以锦囊

　　这篇文章是欧阳修为《新五代史·伶官传》作的序。文章总结了后唐庄宗李存勖得天下而后失天下的历史教训，阐明了国家盛衰取决于人事，“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道理，讽谏北宋统治者力戒骄奢，防微杜渐，励精图治。

　　本文共四段，可以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第一段）提出盛衰由于人事的论点，并提出庄宗得天下和失天下的事例这一立论的根据。

　　文章以“呜呼”的感叹突兀而起，一起笔就发出对历史的深沉感慨。接着用转折关系的反问句，强调人事的作用，提出中心论点：盛衰之理，由于人事。这一叹一问，一退一进，不仅使论点醒人耳目，而且为全文定下了叹惋的基调。接着点出庄宗得天下和失天下的事例，说明立论的历史根据。“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这一“得”一“失”，与论点中的一“盛”一“衰”相应，并领起下文。

　　第二部分（第二、三段），论证中心论点。

　　第二段承上叙事，详述庄宗接受并执行晋王遗命的事例。

　　上段既然提出庄宗得天下和失天下的事例可以为证，这段接下来自然先写得天下的情况。关于庄宗得天下的过程已经写入《新五代史》中的《唐本纪》，此处再写未免重复，也造成文势的拖沓，而且不合序论的体制，所以这一段选用了“晋王三矢”的故事。这一故事属于传说，不能确定为史实，因此，包括《新五代史》在内的正史均未收入。但这个故事在当时社会有相当的影响，宋初王禹在《五代史阙文》中对此做了记载。这个故事生动而又有典型意义，能给人以新鲜感，其精神也符合晋王和庄宗的情况，所以欧阳修把它选入文中。为了慎重，在前面加了“世言”二字。这一故事是中心论点的主要例证，是支撑中心论点的有力论据，也是下文议论的依据。

　　这一段以“三矢”贯穿前后，分两层来写。第一层是庄宗接受遗命，先写晋王赐三矢，次写晋王遗命，详细交待赐矢原因，再写庄宗将三矢“受而藏之”；第二层是庄宗执行遗命，写庄宗出师、征战以三矢励志，大告成功，还三矢于先王。其中着力写庄宗对三矢的恭谨态度。从庄宗“受而藏之于庙”，以及“其后用兵”的举动，可以看出他接受遗命，矢志复仇的决心和意志，这正是他得天下的原因。“受”“藏”“遣”“告”“请”“盛”“负”“驱”“纳”等词，描绘出庄宗忠实执行父命的形象，概括了庄宗全盛时期的征战情况，体现了庄宗的“忧劳”，突出了“人事”的作用，这就为下面的议论做了准备。这一段叙事语势比较平缓，没有任何议论，但却寓论点于叙事之中，以叙事论证了论点，与第一段的“盛”和“得天下”相照应。全段叙事欲抑先扬，为下文写“抑”张本。

　　第三段转而议论，评论庄宗的盛衰，阐明中心论点。

　　这一段由叙事转入议论。先以饱蘸感情的笔墨赞叹庄宗的成功，用“意气之盛”回应文章开头的“盛”字和“得天下”三字，并顺承第二段的叙事；继而慨叹他的失败，用“何其衰也”回应文章开头的“衰”字和“失之”二字，并转承第二段的叙事。这一大起而至大落的转折，将庄宗极盛和极衰的两种情形作了极强烈的对照。同是一个人，由“盛”转“衰”，变化如此巨大、鲜明，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下面连用两个设问句，前一句以反问的形式否定“得之难而失之易”的说法，后一句强调成败得失“皆自于人”。这样设问既引人深思，又寓结论于疑问之中。接着引《尚书》中的话作答，并顺势从中引申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道理。这就对庄宗的“成败之迹”做了概括，点明了庄宗得天下和失天下的原因，说明“盛”“衰”异时，截然相反，本源在于“人事”，与开头提出的论点相照应，是论证所得的结论，揭示了所谓“人事”的内涵。

　　第三部分（第四段）进一步议论，引出教训，总结全文。

　　本来行文到第二部分，论点已得到证明，似乎可以结束了，可是作者又进一步议论。用“故”字承接上文，再次评论庄宗的盛衰，以“莫能与之争”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引出“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的教训，得出具有更普遍意义的结论，强调能使人逸豫亡身的不仅限于溺爱伶人，如果小看“忽微”，沉溺于声色犬马的逸乐之中，忘记忧劳兴国的至理，同样会导致身死国灭的下场。作者在这里含蓄地批评朝政，讽谏北宋统治者不要忘记历史教训，意味十分深长。这就使事理更具有现实的针对性，更具有普遍性。

　　北宋初期，薛居正编写《五代史》（《旧五代史》），认为王朝的更迭是由于天命所致，欧阳修对此不以为然。他自己动手撰写成了七十四卷的《五代史记》（《新五代史》），以史为鉴，以期引起宋朝统治者的警惕。《新五代史》问世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薛史不再被世人重视。欧阳修发议论喜欢用“呜呼”。《东皋杂志》的作者说：“神宗问荆公（王安石）‘曾看五代史否?’公对曰‘臣不曾仔细看，但见每篇首必曰呜呼，则事事皆可叹也。’余为公真不曾仔细看；若仔细看，必以呜呼为是。”这正说明了欧阳修编写这部史书的用意。

　　这篇序文与其说是写伶官，不如说是写庄宗。李存勖是一位英武果断之人，打仗时勇谋兼备。作者写他由盛转衰，教训十分深刻，十分惨烈。作者先从王朝更迭的原因写起，落笔有力，足警世人。这正是陆机在《文赋》中讲的“立片言以居要”。应该说，欧阳修的历史观比薛居正深刻，他认识到了“人事”的重要性。然后，作者回顾历史，概述了庄宗临危受命的情景。这段描述，言简意赅。随后，作者用对比的手法描述了庄宗由盛转衰的过程。这是文章的重点。“方其……可谓壮哉！”极言庄宗志得意满，又为下文张本。“及仇雠已灭……何其衰也”，犹如从万丈高空跌落下来，与先前形成强烈反差。这样的对比给读者的印象极为深刻。作者的目的并不在于描述景象，而是总结历史教训。开头的“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虽然否定了天命之说，但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观点。当描述完庄宗由盛转衰的过程后，作者开始总结历史教训了。他先引用古书上的话，意在告诉读者，这个道理古人已经知道，庄宗没有记住前贤的话。然后作者道出自己的体会：“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读者至此，会很自然地想起另一位先哲的名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看来，贤明之人都有些相同的见解。

　　从庄宗的盛衰史中，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敌人往往是自己生存的必要条件。有敌人是坏事，但也是好事，因为他能使你警钟长鸣。庄宗之所以“壮哉”，就是因为敌人存在，激励他发愤努力，完成先王未竟的事业，告慰先王在天之灵。当敌人被消灭后，天下平定，庄宗就失去了警戒之心，认为可以高枕无忧了，从此便沉溺于声色之中，在“逸豫”中葬送了自己，也葬送了国家。像庄宗这样的人，他的敌人被消灭，也就预示着他自己开始走下坡路。

　　欧阳修在文章最后写道：“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庄宗不是一朝而蹈死地的，他也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他最后死在自己宠幸的伶人手里。这个现象启示我们，打倒自己的，往往是自己身边的一些人和事，或者就是自己。这些因素由小积大，由少积多，最后来个总爆发。这就启示我们，要防微杜渐，发现不良的苗头，立即改正，如此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欧阳修的这句话，其实是写给北宋最高统治者看的。北宋王朝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政权，正是因为不能自强，所以最后也落得个“身死国灭”。历史就是这样无情，也是这样惊人地相似。

　　沈德潜评论本文：“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此言达哉！

例证法
　　本文属于史论。写史论一般都要使用例证法，以论带史，以史证论。运用这种方法，关键在于准确地选择典型事例。本文第一段就提出以庄宗得天下和失天下的史实为论据，但在具体选材上，却以“晋王三矢”这一不能确定为史实的传说作为事例，并加以详述，体现了作者精于选材的匠心。文章并没有写庄宗如何“逸豫”，但通过“晋王三矢”这一典型的、生动的事例，充分地体现了庄宗的“忧劳”，突出了“人事”的作用，再辅之以评论庄宗盛衰时所涉及的点滴史实，就使人对于庄宗的由“盛”而“衰”、由“忧劳”到“逸豫”不言而明，达到了以材料论证观点的目的，起到了以古鉴今、举一反三的作用。

对比论证法
　　本文的中心论点是盛衰之理，由于人事。这一论点本身就是一个既正反对立又合而为一的命题。作者运用了—组组简洁强烈的对比，人事与天命、盛与衰、得与失、难与易、成与败、兴与亡、忧劳与逸豫，说明成败之迹皆出于人事。全文以“盛衰”二字贯穿始终，从“盛”“衰”两个方面，围绕着“人事”进行层层深入的对比论述。本文的对比论证在总体上着眼于“盛”“衰”与“忧劳”“逸豫”的因果关系，从中心论点到论据，从论证过程到结论，不论是所用的事例或史实，还是作者抒发的感慨和议论，都是对比性的。通过正反两方面的鲜明对比，既突出了中心论点，使说理深刻、透彻，也使文章一气贯通，前后呼应，脉络清晰，结构严谨。

　　⒈语言委婉，气势充沛

　　本文作为一篇总结历史教训，为在世及后世君主提供借鉴的史论，毫无生硬的说教，而是娓娓道来，婉转动人。即使是在慨叹庄宗败亡时，也只是寓惋惜之意而无责难之词，可谓意正言婉。全文从“呜呼”起笔，到“岂独伶人也哉”收尾，一叹再叹，以叹始终，于反复叹咏之中显现委婉的韵致。在议论的文字中，多用反问句、疑问句，使说理委婉而令人深思；多用对称语句，特别是在关键的地方，采用语言凝练、对仗工整的格言式的骈句，造成鲜明的对比感和节奏感；适当运用长句，调节语势，有张有弛。疑问句、感叹句与陈述句，骈句与散句，长句与短句，错综有致，读起来抑扬顿挫，一唱三叹，感情饱满，气势充沛。清代文学家沈德潜认为《伶官传序》：“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后来做史论的人往往学这种抑扬顿挫的笔法。

　　⒉文笔酣畅，波澜起伏

　　文章开篇突兀而起地提出论点，马上落到立论根据上，再落入“晋王三矢”的叙事，又语势猛然一升，发出对庄宗之“盛”赞叹，而后语势陡然一降，发出对庄宗之“衰”的悲叹，继而步步紧逼，设疑问、引古语而得出“自然之理”，然后再次评论庄宗盛衰，语势再升再降，在大起大落之中引出发人深省的教训，戛然而止，将全文的语势稳稳地落在结尾上。篇幅虽短小，却写得起伏跌宕。全文一气呵成，淋漓酣畅。

　　⒊平易自然，简约凝练

　　文中没有佶屈聱牙的措辞，也不堆砌词藻，用平实的语言生动地叙说事例，深入地说明道理，语言平易近人，自然晓畅。叙事不枝不蔓，议论简明扼要，其中一些格言式的对称语句，如“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句式整齐，言简意丰，发人深省。

　　第一，选材与剪裁。

　　本文属于史论性质，而用的主要是归纳论证方法。运用这种论证方法关键在于准确地选择具体事例。本文所用的主要事例是“晋王三矢”的故事，作者对此是下过一番选材和剪裁工夫的。任何历史家撰写历史都会面临两项要求，即记事既要全面，又要可信，但二者往往发生矛盾。为了全面最好能“有闻必录”，但所闻未必可信，所以又要遵守“无征不信”的原则。“晋王三矢”的故事在当时社会上是有影响的。所以宋初王禹在《五代史阙文》对此作了记录，以弥补薛居正等人所编的《旧五代史》的缺陷。欧阳修撰写《新五代史》，如果仍然不用这条材料，恐怕难免被人讥为疏陋；而如果加以引用，却又无法证明它确实可信。因此他采用了一种巧妙的处理方法：在《新五代史》的《庄宗本纪》中不用这条材料，表现了应有的谨严态度；同时却把这条材料写进《伶官传》的“序”中，并且加上“世言”二字，这就恰当地表明了这个材料的社会影响及其可信程度。这一处理不但解决了求全与求信的矛盾，而且对《伶官传序》来说还是一种积极的选材。因为序中如果再拿一些《庄宗本纪》写过的事来发议论，未免重复无味；而“晋王三矢”故事既是《庄宗本纪》所未记的，用在这里便显得新鲜，而且很有助于论证本篇的中心论点。这正是一石二鸟恰到好处。同时作者又通过恰当剪裁来突出这个事例。全文想说明“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写得比较详细的只是这个“晋王三矢”的故事，加上兴亡两种不同结果，此外并没有写李存勖如何“忧劳”，又如何“逸豫”。然而读者对他从“忧劳”发展到“逸豫”却已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就叫做“存大而略小，举重以明轻”，表现了相当高的写作艺术。

　　第二，叙事议论的波澜。

　　《新五代史·伶官传序》篇幅不长，但由于叙事议论配合恰当，行文中又注意了轻重缓急节奏的变化，所以整个文章显得波澜起伏，很有厚度。例如“晋王三矢”故事叙述相当充分，笔势则比较平缓；等到摆完这个生动事例之后，便立即用繁弦促节把文章推向高潮：“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这两个长句，一扬一抑，大起大落。前者好像驾机起飞，直指长空；后者又似高山坠石，一落千丈，这就形成了全文中一个很有声势的大波。再则两个长句分别用“可谓壮哉”“何其衰也”两个分句感叹作结，也是又唱又叹，遥遥相对，使人感到笔墨酣畅，痛快淋漓。大波过去以后，下文还有小波与之呼应配合，这就是“故方其盛也”至“为天下笑”各句。这样便显得笔有余力，文不单薄。本文的中心论点在于宣扬“忧劳兴国”“逸豫亡身”的道理，因此对李存勖的扬和抑的对比度越大，便越能证明作者所要宣扬的道理。所以文章中出现的波澜正是为表现中心论点服务的。

　　第三，语言的锤炼。

　　锤炼语言不是为了卖弄词藻，而是为了准确而充分地表现主题。《新五代史·伶官传序》为了突出“忧劳”和“逸豫”的对比，很注意使用对称的词句。例如“人事”和“天命”、“盛”和“衰”、“得”和“失”、“难”和“易”、“成”和“败”、“兴”和“亡”等等，这些对称的词，散见于全篇。再从句子上看，本文更有骈散结合的特点。欧阳修是著名的古文家，原则上是反对骈文的；但他没有陷入形而上学，而是很善于运骈入散、以散破骈，使句式多彩而富有表现力。本文在这一点上尤其突出，凡是叙事议论吃紧之处，作者都着意锤炼了四六成文的对偶句，例如“虽曰天命，岂非人事”，“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一夫夜呼，乱者四应”，“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等等，这些句子都是经过锤炼的，很有助于造成鲜明的对比感。另外本文还比较多用转折句、疑问句和感叹句。前人说欧阳修的说理文“一唱三叹”，富有感情色彩，看来这和用语上的“三多”也不无关系。因为转折句使语气委婉，疑问句给读者留下思索和回答的空隙，这两种句子用得好都可以增加文章的情致；至于感叹句更是直接地表露着感情。当然本文之富于感情色彩，根本上是由于作者对北宋封建统治者满怀忠厚恻怛之情，这是应加识别的。但作为写作经验来看，欧阳修能够把说理文写得颇有情味，这还是值得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