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世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庄宗受而藏之于庙。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
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
《书》曰:“满招损,谦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作《伶官传》。
庄宗受而藏之于庙。宋代。欧阳修。 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世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庄宗受而藏之于庙。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 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 《书》曰:“满招损,谦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作《伶官传》。
世人说晋王将死的时候,拿三支箭赐给庄宗,告诉他说:“梁国,是我的仇敌;燕王,是我扶持建立起来的;契丹与我订立盟约,结为兄弟,他们却都背叛晋而归顺梁。这三件事,是我的遗憾;给你三支箭,你一定不要忘记你父亲的愿望。”庄宗接了箭,把它收藏在祖庙里。此后出兵,就派随从官员用猪、羊各一头祭告祖庙,请下那三支箭,用锦囊盛着,背着它走在前面,等到凯旋时再把箭藏入祖庙。
当庄宗用绳子捆绑着燕王父子,用木匣装着梁君臣的首级,进入太庙,把箭还给先王,向先王禀告成功的时候,他意气骄盛,多么雄壮啊。等到仇敌已经消灭,天下已经平定,一个人在夜间呼喊,作乱的人便四方响应,他仓皇向东出逃,还没有看到叛军,士卒就离散了,君臣相对而视,不知回到哪里去。以至于对天发誓,割下头发,大家的泪水沾湿了衣襟,又是多么衰颓啊。难道是得天下艰难而失天下容易吗?或者说推究他成功与失败的事迹,都是由于人事呢?
《尚书》上说:“自满招来损害,谦虚得到好处。”忧虑辛劳可以使国家兴盛,安闲享乐可以使自身灭亡,这是自然的道理。因此,当庄宗强盛的时候,普天下的豪杰,都不能跟他抗争;等到他衰败的时候,几十个伶人围困他,就自己丧命,国家灭亡,被天下人讥笑。人生中的祸患常常是从细微的事情中积淀下来的,人的智慧和勇气常常被自己所溺爱的事物所困,难道只有宠爱伶人才会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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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是欧阳修为《新五代史·伶官传》作的序。文章总结了后唐庄宗李存勖得天下而后失天下的历史教训,阐明了国家盛衰取决于人事,“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道理,讽谏北宋统治者力戒骄奢,防微杜渐,励精图治。
本文共四段,可以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第一段)提出盛衰由于人事的论点,并提出庄宗得天下和失天下的事例这一立论的根据。
文章以“呜呼”的感叹突兀而起,一起笔就发出对历史的深沉感慨。接着用转折关系的反问句,强调人事的作用,提出中心论点:盛衰之理,由于人事。这一叹一问,一退一进,不仅使论点醒人耳目,而且为全文定下了叹惋的基调。接着点出庄宗得天下和失天下的事例,说明立论的历史根据。“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这一“得”一“失”,与论点中的一“盛”一“衰”相应,并领起下文。
第二部分(第二、三段),论证中心论点。
第二段承上叙事,详述庄宗接受并执行晋王遗命的事例。
上段既然提出庄宗得天下和失天下的事例可以为证,这段接下来自然先写得天下的情况。关于庄宗得天下的过程已经写入《新五代史》中的《唐本纪》,此处再写未免重复,也造成文势的拖沓,而且不合序论的体制,所以这一段选用了“晋王三矢”的故事。这一故事属于传说,不能确定为史实,因此,包括《新五代史》在内的正史均未收入。但这个故事在当时社会有相当的影响,宋初王禹在《五代史阙文》中对此做了记载。这个故事生动而又有典型意义,能给人以新鲜感,其精神也符合晋王和庄宗的情况,所以欧阳修把它选入文中。为了慎重,在前面加了“世言”二字。这一故事是中心论点的主要例证,是支撑中心论点的有力论据,也是下文议论的依据。
这一段以“三矢”贯穿前后,分两层来写。第一层是庄宗接受遗命,先写晋王赐三矢,次写晋王遗命,详细交待赐矢原因,再写庄宗将三矢“受而藏之”;第二层是庄宗执行遗命,写庄宗出师、征战以三矢励志,大告成功,还三矢于先王。其中着力写庄宗对三矢的恭谨态度。从庄宗“受而藏之于庙”,以及“其后用兵”的举动,可以看出他接受遗命,矢志复仇的决心和意志,这正是他得天下的原因。“受”“藏”“遣”“告”“请”“盛”“负”“驱”“纳”等词,描绘出庄宗忠实执行父命的形象,概括了庄宗全盛时期的征战情况,体现了庄宗的“忧劳”,突出了“人事”的作用,这就为下面的议论做了准备。这一段叙事语势比较平缓,没有任何议论,但却寓论点于叙事之中,以叙事论证了论点,与第一段的“盛”和“得天下”相照应。全段叙事欲抑先扬,为下文写“抑”张本。
第三段转而议论,评论庄宗的盛衰,阐明中心论点。
这一段由叙事转入议论。先以饱蘸感情的笔墨赞叹庄宗的成功,用“意气之盛”回应文章开头的“盛”字和“得天下”三字,并顺承第二段的叙事;继而慨叹他的失败,用“何其衰也”回应文章开头的“衰”字和“失之”二字,并转承第二段的叙事。这一大起而至大落的转折,将庄宗极盛和极衰的两种情形作了极强烈的对照。同是一个人,由“盛”转“衰”,变化如此巨大、鲜明,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下面连用两个设问句,前一句以反问的形式否定“得之难而失之易”的说法,后一句强调成败得失“皆自于人”。这样设问既引人深思,又寓结论于疑问之中。接着引《尚书》中的话作答,并顺势从中引申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道理。这就对庄宗的“成败之迹”做了概括,点明了庄宗得天下和失天下的原因,说明“盛”“衰”异时,截然相反,本源在于“人事”,与开头提出的论点相照应,是论证所得的结论,揭示了所谓“人事”的内涵。
第三部分(第四段)进一步议论,引出教训,总结全文。
本来行文到第二部分,论点已得到证明,似乎可以结束了,可是作者又进一步议论。用“故”字承接上文,再次评论庄宗的盛衰,以“莫能与之争”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引出“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的教训,得出具有更普遍意义的结论,强调能使人逸豫亡身的不仅限于溺爱伶人,如果小看“忽微”,沉溺于声色犬马的逸乐之中,忘记忧劳兴国的至理,同样会导致身死国灭的下场。作者在这里含蓄地批评朝政,讽谏北宋统治者不要忘记历史教训,意味十分深长。这就使事理更具有现实的针对性,更具有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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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初期,薛居正编写《五代史》(《旧五代史》),认为王朝的更迭是由于天命所致,欧阳修对此不以为然。他自己动手撰写成了七十四卷的《五代史记》(《新五代史》),以史为鉴,以期引起宋朝统治者的警惕。《新五代史》问世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薛史不再被世人重视。欧阳修发议论喜欢用“呜呼”。《东皋杂志》的作者说:“神宗问荆公(王安石)‘曾看五代史否?’公对曰‘臣不曾仔细看,但见每篇首必曰呜呼,则事事皆可叹也。’余为公真不曾仔细看;若仔细看,必以呜呼为是。”这正说明了欧阳修编写这部史书的用意。
这篇序文与其说是写伶官,不如说是写庄宗。李存勖是一位英武果断之人,打仗时勇谋兼备。作者写他由盛转衰,教训十分深刻,十分惨烈。作者先从王朝更迭的原因写起,落笔有力,足警世人。这正是陆机在《文赋》中讲的“立片言以居要”。应该说,欧阳修的历史观比薛居正深刻,他认识到了“人事”的重要性。然后,作者回顾历史,概述了庄宗临危受命的情景。这段描述,言简意赅。随后,作者用对比的手法描述了庄宗由盛转衰的过程。这是文章的重点。“方其……可谓壮哉!”极言庄宗志得意满,又为下文张本。“及仇雠已灭……何其衰也”,犹如从万丈高空跌落下来,与先前形成强烈反差。这样的对比给读者的印象极为深刻。作者的目的并不在于描述景象,而是总结历史教训。开头的“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虽然否定了天命之说,但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观点。当描述完庄宗由盛转衰的过程后,作者开始总结历史教训了。他先引用古书上的话,意在告诉读者,这个道理古人已经知道,庄宗没有记住前贤的话。然后作者道出自己的体会:“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读者至此,会很自然地想起另一位先哲的名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看来,贤明之人都有些相同的见解。
从庄宗的盛衰史中,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敌人往往是自己生存的必要条件。有敌人是坏事,但也是好事,因为他能使你警钟长鸣。庄宗之所以“壮哉”,就是因为敌人存在,激励他发愤努力,完成先王未竟的事业,告慰先王在天之灵。当敌人被消灭后,天下平定,庄宗就失去了警戒之心,认为可以高枕无忧了,从此便沉溺于声色之中,在“逸豫”中葬送了自己,也葬送了国家。像庄宗这样的人,他的敌人被消灭,也就预示着他自己开始走下坡路。
欧阳修在文章最后写道:“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庄宗不是一朝而蹈死地的,他也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他最后死在自己宠幸的伶人手里。这个现象启示我们,打倒自己的,往往是自己身边的一些人和事,或者就是自己。这些因素由小积大,由少积多,最后来个总爆发。这就启示我们,要防微杜渐,发现不良的苗头,立即改正,如此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欧阳修的这句话,其实是写给北宋最高统治者看的。北宋王朝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政权,正是因为不能自强,所以最后也落得个“身死国灭”。历史就是这样无情,也是这样惊人地相似。
沈德潜评论本文:“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此言达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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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证法
本文属于史论。写史论一般都要使用例证法,以论带史,以史证论。运用这种方法,关键在于准确地选择典型事例。本文第一段就提出以庄宗得天下和失天下的史实为论据,但在具体选材上,却以“晋王三矢”这一不能确定为史实的传说作为事例,并加以详述,体现了作者精于选材的匠心。文章并没有写庄宗如何“逸豫”,但通过“晋王三矢”这一典型的、生动的事例,充分地体现了庄宗的“忧劳”,突出了“人事”的作用,再辅之以评论庄宗盛衰时所涉及的点滴史实,就使人对于庄宗的由“盛”而“衰”、由“忧劳”到“逸豫”不言而明,达到了以材料论证观点的目的,起到了以古鉴今、举一反三的作用。
对比论证法
本文的中心论点是盛衰之理,由于人事。这一论点本身就是一个既正反对立又合而为一的命题。作者运用了—组组简洁强烈的对比,人事与天命、盛与衰、得与失、难与易、成与败、兴与亡、忧劳与逸豫,说明成败之迹皆出于人事。全文以“盛衰”二字贯穿始终,从“盛”“衰”两个方面,围绕着“人事”进行层层深入的对比论述。本文的对比论证在总体上着眼于“盛”“衰”与“忧劳”“逸豫”的因果关系,从中心论点到论据,从论证过程到结论,不论是所用的事例或史实,还是作者抒发的感慨和议论,都是对比性的。通过正反两方面的鲜明对比,既突出了中心论点,使说理深刻、透彻,也使文章一气贯通,前后呼应,脉络清晰,结构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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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语言委婉,气势充沛
本文作为一篇总结历史教训,为在世及后世君主提供借鉴的史论,毫无生硬的说教,而是娓娓道来,婉转动人。即使是在慨叹庄宗败亡时,也只是寓惋惜之意而无责难之词,可谓意正言婉。全文从“呜呼”起笔,到“岂独伶人也哉”收尾,一叹再叹,以叹始终,于反复叹咏之中显现委婉的韵致。在议论的文字中,多用反问句、疑问句,使说理委婉而令人深思;多用对称语句,特别是在关键的地方,采用语言凝练、对仗工整的格言式的骈句,造成鲜明的对比感和节奏感;适当运用长句,调节语势,有张有弛。疑问句、感叹句与陈述句,骈句与散句,长句与短句,错综有致,读起来抑扬顿挫,一唱三叹,感情饱满,气势充沛。清代文学家沈德潜认为《伶官传序》:“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后来做史论的人往往学这种抑扬顿挫的笔法。
⒉文笔酣畅,波澜起伏
文章开篇突兀而起地提出论点,马上落到立论根据上,再落入“晋王三矢”的叙事,又语势猛然一升,发出对庄宗之“盛”赞叹,而后语势陡然一降,发出对庄宗之“衰”的悲叹,继而步步紧逼,设疑问、引古语而得出“自然之理”,然后再次评论庄宗盛衰,语势再升再降,在大起大落之中引出发人深省的教训,戛然而止,将全文的语势稳稳地落在结尾上。篇幅虽短小,却写得起伏跌宕。全文一气呵成,淋漓酣畅。
⒊平易自然,简约凝练
文中没有佶屈聱牙的措辞,也不堆砌词藻,用平实的语言生动地叙说事例,深入地说明道理,语言平易近人,自然晓畅。叙事不枝不蔓,议论简明扼要,其中一些格言式的对称语句,如“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句式整齐,言简意丰,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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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选材与剪裁。
本文属于史论性质,而用的主要是归纳论证方法。运用这种论证方法关键在于准确地选择具体事例。本文所用的主要事例是“晋王三矢”的故事,作者对此是下过一番选材和剪裁工夫的。任何历史家撰写历史都会面临两项要求,即记事既要全面,又要可信,但二者往往发生矛盾。为了全面最好能“有闻必录”,但所闻未必可信,所以又要遵守“无征不信”的原则。“晋王三矢”的故事在当时社会上是有影响的。所以宋初王禹在《五代史阙文》对此作了记录,以弥补薛居正等人所编的《旧五代史》的缺陷。欧阳修撰写《新五代史》,如果仍然不用这条材料,恐怕难免被人讥为疏陋;而如果加以引用,却又无法证明它确实可信。因此他采用了一种巧妙的处理方法:在《新五代史》的《庄宗本纪》中不用这条材料,表现了应有的谨严态度;同时却把这条材料写进《伶官传》的“序”中,并且加上“世言”二字,这就恰当地表明了这个材料的社会影响及其可信程度。这一处理不但解决了求全与求信的矛盾,而且对《伶官传序》来说还是一种积极的选材。因为序中如果再拿一些《庄宗本纪》写过的事来发议论,未免重复无味;而“晋王三矢”故事既是《庄宗本纪》所未记的,用在这里便显得新鲜,而且很有助于论证本篇的中心论点。这正是一石二鸟恰到好处。同时作者又通过恰当剪裁来突出这个事例。全文想说明“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写得比较详细的只是这个“晋王三矢”的故事,加上兴亡两种不同结果,此外并没有写李存勖如何“忧劳”,又如何“逸豫”。然而读者对他从“忧劳”发展到“逸豫”却已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就叫做“存大而略小,举重以明轻”,表现了相当高的写作艺术。
第二,叙事议论的波澜。
《新五代史·伶官传序》篇幅不长,但由于叙事议论配合恰当,行文中又注意了轻重缓急节奏的变化,所以整个文章显得波澜起伏,很有厚度。例如“晋王三矢”故事叙述相当充分,笔势则比较平缓;等到摆完这个生动事例之后,便立即用繁弦促节把文章推向高潮:“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这两个长句,一扬一抑,大起大落。前者好像驾机起飞,直指长空;后者又似高山坠石,一落千丈,这就形成了全文中一个很有声势的大波。再则两个长句分别用“可谓壮哉”“何其衰也”两个分句感叹作结,也是又唱又叹,遥遥相对,使人感到笔墨酣畅,痛快淋漓。大波过去以后,下文还有小波与之呼应配合,这就是“故方其盛也”至“为天下笑”各句。这样便显得笔有余力,文不单薄。本文的中心论点在于宣扬“忧劳兴国”“逸豫亡身”的道理,因此对李存勖的扬和抑的对比度越大,便越能证明作者所要宣扬的道理。所以文章中出现的波澜正是为表现中心论点服务的。
第三,语言的锤炼。
锤炼语言不是为了卖弄词藻,而是为了准确而充分地表现主题。《新五代史·伶官传序》为了突出“忧劳”和“逸豫”的对比,很注意使用对称的词句。例如“人事”和“天命”、“盛”和“衰”、“得”和“失”、“难”和“易”、“成”和“败”、“兴”和“亡”等等,这些对称的词,散见于全篇。再从句子上看,本文更有骈散结合的特点。欧阳修是著名的古文家,原则上是反对骈文的;但他没有陷入形而上学,而是很善于运骈入散、以散破骈,使句式多彩而富有表现力。本文在这一点上尤其突出,凡是叙事议论吃紧之处,作者都着意锤炼了四六成文的对偶句,例如“虽曰天命,岂非人事”,“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一夫夜呼,乱者四应”,“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等等,这些句子都是经过锤炼的,很有助于造成鲜明的对比感。另外本文还比较多用转折句、疑问句和感叹句。前人说欧阳修的说理文“一唱三叹”,富有感情色彩,看来这和用语上的“三多”也不无关系。因为转折句使语气委婉,疑问句给读者留下思索和回答的空隙,这两种句子用得好都可以增加文章的情致;至于感叹句更是直接地表露着感情。当然本文之富于感情色彩,根本上是由于作者对北宋封建统治者满怀忠厚恻怛之情,这是应加识别的。但作为写作经验来看,欧阳修能够把说理文写得颇有情味,这还是值得研究的。
参考资料:
1、《历代名篇赏析集成》下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汉族,吉州永丰(今江西省永丰县)人,因吉州原属庐陵郡,以“庐陵欧阳修”自居。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与韩愈、柳宗元、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后人又将其与韩愈、柳宗元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欧阳修。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汉族,吉州永丰(今江西省永丰县)人,因吉州原属庐陵郡,以“庐陵欧阳修”自居。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与韩愈、柳宗元、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后人又将其与韩愈、柳宗元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