圬之为技贱且劳者也。有业之,其色若自得者。听其言,约而尽。问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为京兆长安农夫。天宝之乱,发人为兵。持弓矢十叁年,有官勋,弃之来归。丧其土田,手衣食,馀叁十年。舍于市之主人,而归其屋食之当焉。视时屋食之贵贱,而上下其圬之以偿之;有馀,则以与道路之废疾饿者焉。
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与帛。必蚕绩而后成者也;其他所以养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后完也;吾皆赖之。然人不可遍为,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大小,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舍镘以嬉。夫镘易能,可力焉,又诚有功;取其直虽劳无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强而有功也;心难强而有智也。用力者使于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择其易为无傀者取焉。
“嘻!吾操镘以入富贵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过之,则为墟矣;有再至、叁至者焉,而往过之,则为墟矣。问之其邻,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孙不能有也。”或曰:“死而归之官也。”吾以是观之,非所谓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非强心以智而不足,不择其才之称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强为之者邪?将富贵难守,薄宝而厚飨之者邪?抑丰悴有时,一去一来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悯焉,是故择其力之可能者行焉。乐富贵而悲贫贱,我岂异于人哉?”
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与子,皆养于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谓劳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则心又劳也。”一身而二任焉,虽圣者石可为也。
愈始闻而惑之,又从而思之,盖所谓“独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讥焉;谓其自为也过多,其为人也过少。其学杨朱之道者邪?杨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为劳心,不肯一动其心以蓄其妻子,其肯劳其心以为人乎哉?虽然,其贤于世者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济其生之欲,贪邪而亡道以丧其身者,其亦远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为之传而自鉴焉。
承福其名。唐代。韩愈。 圬之为技贱且劳者也。有业之,其色若自得者。听其言,约而尽。问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为京兆长安农夫。天宝之乱,发人为兵。持弓矢十叁年,有官勋,弃之来归。丧其土田,手衣食,馀叁十年。舍于市之主人,而归其屋食之当焉。视时屋食之贵贱,而上下其圬之以偿之;有馀,则以与道路之废疾饿者焉。 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与帛。必蚕绩而后成者也;其他所以养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后完也;吾皆赖之。然人不可遍为,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大小,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舍镘以嬉。夫镘易能,可力焉,又诚有功;取其直虽劳无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强而有功也;心难强而有智也。用力者使于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择其易为无傀者取焉。 “嘻!吾操镘以入富贵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过之,则为墟矣;有再至、叁至者焉,而往过之,则为墟矣。问之其邻,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孙不能有也。”或曰:“死而归之官也。”吾以是观之,非所谓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非强心以智而不足,不择其才之称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强为之者邪?将富贵难守,薄宝而厚飨之者邪?抑丰悴有时,一去一来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悯焉,是故择其力之可能者行焉。乐富贵而悲贫贱,我岂异于人哉?” 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与子,皆养于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谓劳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则心又劳也。”一身而二任焉,虽圣者石可为也。 愈始闻而惑之,又从而思之,盖所谓“独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讥焉;谓其自为也过多,其为人也过少。其学杨朱之道者邪?杨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为劳心,不肯一动其心以蓄其妻子,其肯劳其心以为人乎哉?虽然,其贤于世者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济其生之欲,贪邪而亡道以丧其身者,其亦远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为之传而自鉴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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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通过一个有官司勋却弃官司业圬、自食其力的泥瓦匠王承福的口述,提出在封建制度下“各致其能以相生”的主张,和对“独善其身”这种处世态度的评断。本文反映了韩愈的社会主张和人生哲学。他维护封建制度主张“用力者使于人,用心者使人”,这是不足取的。但能人“各致其能以相生”的认识出发,肯定真正无愧的是凭双手劳动自食其力的人,以对照“多行可愧”、“食焉而怠其事”的剥削者,鞭挞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是难能可贵的。
文表面上是传记体,实际上是借传记展开议论的杂文。王承福这个体力劳动者的形象,是作者根据士大夫“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塑造的。前段略述王承福身世;后段略就王承福言论加以评断;中间大部分是借人物的口替自己说话。论说有理有据,波澜起伏。最后以自鉴作结,实际上是规劝世人,意极含蓄。
在士大夫韩愈眼里,抹墙是种低贱而劳苦的手艺。却有人自得其乐,且谈吐不凡。问之,姓王名承福,世代为农。安史之乱从军一十三年,有官勋,却弃而归农。土地已失,抹墙为生三十年。租住市中,以抹墙所得交付房租食费。根据每年食宿贵贱调整工价。若有剩余,尽予路旁残废、饥饿之人。 曰,任有大小,惟其所能。曰,特择其易为而无愧者取焉。又曰,妻与子,皆养于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 韩愈视其贤者,所谓“独善其身”也,又说他过多考虑自己,不肯为他人着想,责他认为家庭太过费心而不肯供养妻子儿女。愚不以为然。此人“有余,则以与道路之废疾饿者焉”,岂谓之“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妻与子”,人皆欲之。此人自知能薄,不足养而“不有”,恰是为人着想。嫁入他门得饱,随我则饿。生于他家则富足,生为我子则穷苦。如此,不若“不有”。 韩愈遇之而警,愚读之亦省。愚力不及圬者,智或有过之。当习而能,学圬者“不敢一日舍镘以嬉”,学圬者“劳无愧,吾心安焉”,学圬者“有余,则以与道路之废疾饿者焉”。 吾能几何?吾当何任?吾家能养否?吾当鉴之,记之,不可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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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人,在旧社会被称作泥瓦匠,略带轻蔑;另有一个书面称号,叫圬者,说白了,就是干脏活的,同样不好听。在封建时代,社会普遍的价值观念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泥瓦匠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社会地位底下,被人瞧不起。他们的生平事迹几乎从不载入史册,也很少有人替他们树碑立传。然而,也有例外,唐代著名的大文豪韩愈(公元768~824年),就替一名叫王承福的泥瓦匠正儿八经写过一篇传记,题目是《圬者王承福传》,使得一千多年之后,人们通过这篇八百多字的简要传记,能了解到一名唐代建筑工人的精辟言论和高尚情操。
王承福原先是个地道的农民,家住京兆长安(今西安),世代朝夕以“绣地球”为业,胸对黄土背朝天。安史之乱改变了他的命运,他拿起武器上战场,这一干就是十三个年头。战争结束,脱下战时袍,“复员”后的他本来可以凭着战功当一名小官僚,但是,王承福是个明理的人,他觉得,与其做自己力不胜任的小官吏,不如“回家卖红薯”。因为遭战乱的破坏,家里的土地丧失了,他倔强地拿起瓦刀,凭力气干活,维持生活。
三十多年,他风里来雨里去,整天一把水、一把泥的与建筑工程打交道,一点儿也不觉得辛苦,也不觉得丢什么面子。他住在雇主的家里,按实付给主人房租和伙食费。结余的工钱少得可怜,他却总是拿来救济残疾、患病的贫困人。
在传记中,韩愈如实记录下这位建筑工人所说的话,谈不上是豪言壮语,也没有故作姿态的矫情,然而,句句出自肺腑,令今人读来仍感动不已。“任有大小,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舍镘以嬉。夫镘易能,可力焉,又诚有功。取其直,虽劳无愧,吾心安焉……”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说:责任有大有小,只有各尽自己的能力去做,好像器皿的大小虽然不一,但是各有各的用途。如果光吃饭不做事,一定会有天降的灾祸。所以我一天也不敢丢下泥镘子去嬉戏。粉刷墙壁是比较容易掌握的技能,可以努力做好,确实有成效,还能取得应有的报酬,虽然辛苦,却问心无愧,因此心里十分坦然……要知道,这话是一千多年前一位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工”说的呀,多么坦荡的心胸,多么富有哲理的人生感悟!
平凡建筑工人王承福的伟大还不止这些,他对待财富超然豁达的态度,即使在千年之后,仍闪耀着思想的光辉。因为经常出入于达官贵族家庭,替他们建房造屋,对富贵家庭“起高楼、楼塌了”的迅疾变化,王承福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依赖祖先遗留下来的财富过日子,那是靠不住的。王承福说:光吃饭不做事(食焉怠其事)必然遭到天降的灾祸,勉强去干自己才智达不到的事(强心以智而不足),强行选择与才能不相称的事去做(知其不可而强为之者),富贵也是很难保住的。所以,他老老实实以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为荣,决不这山望着那山高,整天想入非非,大事干不好,小事又不愿干。王承福够不上是“圣人”,然而,他懂得,人的能力有大小,有多少能力就应该发多大光,这些道理王承福不但跟韩愈说了,一定也身体力行地做到了。
韩愈把王承福看作是学习“杨朱学说”的人,批评他“独善其身”,不肯拔一毛而利天下,这个结论相当武断,也误解了王承福。韩愈站在“劳心者”的立场,分析“劳力者”的内心世界,难免得出似是而非、隔靴搔痒的结论来。当然,在传记的最后一段中,韩愈亮明自己的观点,替王承福说了公道话:比起那些既担心不能得到利益,又担心失去利益的人(其贤于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为满足自己生活中的欲望,贪图不义之财而忘记道义,因此丢掉性命的人(以济其生之欲,贪邪而亡道以丧其身者),那要好得多了。韩愈是身居庙堂之上的高官显爵(吏部侍郎),能够如此评价处于江湖之远的一介草民,并不惜“屈尊”为王承福同志写传记,也真是难为这位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显赫的韩昌黎大人了。今天,农民工进城是很普遍的社会现象,学习韩愈精神,端正对农民工的看法,注意从细小处发现他们身上的亮点,应成为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道德规范。
《圬者王承福传》辑入宋刻《昌黎先生集》卷十二中,《古文观止》和许多“唐宋八大家”的散文汇编集中,也大都收录了这篇文章。文中铿锵有力的语句,后世广为传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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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王承福是中晚唐时期京城长安的一位农民。王承福生活的时代,推断起来,应是玄宗后期及肃宗、代宗、德宗时期。此时,政治黑暗,民不聊生;危机四伏,大厦将倾。所谓的大唐,气数已尽兆头毕现,正一步步走向末世。在此背景下,王承福这个“典型”,实在谈不上是在朝廷正确领导下而成长起来的,大唐当局也不可能将他送入什么道德学校去深造。然而,王承福却完成了自己的道德和人格升华。
人物精神
其一,有功不居,甘做农夫。唐玄宗当政的后期,耽于酒色,重用奸臣,陷国家于重大危机之中,而自己却浑然不知。忽一日,被他视为心腹的范阳节度使安禄山,率领20万铁骑一路狼烟向长安杀来欲取其位而代之,此时,方才将李隆基从温柔乡里惊醒。朝廷迅速征调民夫从军,王承福即在这时“光荣入伍”了。“万箭千刀一夜杀,平明流血浸空城”(岑参语),这样的战斗,这样的九死一生,王承福不知经历过多少次。然而,他老人家血海尸山滚爬13年,竟活着回来了,而且还立下了足以做官的功勋。解甲归田后,王承福并不以“老革命”和李唐功臣自居,去向国家伸手,而是悄悄地回到了乡间当了一位农民。在“土田已丧”,即已经没有了自己“责任田”的情况下,他毫无怨言,转而靠给人“打工”抹泥粉墙为生,而且一干就是30年。这后十几年的“贱且劳者”的重体力活,可想而知,对于已经上了年纪的王承福来说,将会是多么艰辛、艰难和可怜。那么,有官可做的王承福同志,为什么不去做官而来下这种臭苦力呢?孰不知官帽到手,应有尽有,说不准还能“五子登科”。然而,让人想不到的是,这个“最可爱的人”对不当官的回答却极其简单:因为我的能力有限,故只能 “择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此言此行,若放在今天,保准能令很多人瞠目结舌,骂他为傻帽,笑他是白痴的,恐怕不会在少数。孰不知早有人说过:做官是一件最容易的事,假如一个人连官都不会做,那他还会做什么呢?更孰不知,官场上多少充其量是“大路货”者,却常以天才、英明和唯我独尊、非我莫属而自居?而王承福恰恰是个“另类”。不过,反过来想一想,让人堵心的事多,比如买官卖官、贪赃枉法、媚强凌弱、坑蒙拐骗……我想很大程度上,与“聪明人”太多有关系。
其二,有一流的职业道德和良好的敬业精神。王承福有一句“名言”,常用来告诫自己:“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天舍镘以嬉。”就是说,吃了饭却工作懒惰,定会遭受天灾的惩罚,所以我不敢丢下抹子而去玩乐。他老人家视用户为自己的衣食父母,“用户第一,质量第一”,泥起墙来兢兢业业,一丝不苟,要求自己干的每一件活都要“无愧者取焉”。而且在工钱上绝不漫天要价,而是“视时屋食之贵贱”来决定自己的工钱。租赁的住房和饭钱上涨了,工钱就多些;反之就少些。这真是一位诚实守信、爱岗敬业、按劳取酬的好榜样啊。
其三,心里时刻想着穷人。王承福还是一个对“个人问题”非常负责的人,他考虑到自己“能薄而功小”,挣不来什么钱,养不起老婆孩子,故而一辈子没有娶妻。然而,他却放心不下那些穷人,“有余,则以与道路之废疾饿者”。我想,王承福的这点善款,比今天的亿万富翁拿出百万都可贵,因为那是他食、宿之后的全部所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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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768~824)字退之,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河阳(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汉族。祖籍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他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破骈为散,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里。韩愈在思想上是中国“道统”观念的确立者,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人物。...
韩愈。韩愈(768~824)字退之,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河阳(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汉族。祖籍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他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破骈为散,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里。韩愈在思想上是中国“道统”观念的确立者,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