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贵粟疏

论贵粟疏朗读

  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亡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

  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 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无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无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署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

  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无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也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窃窃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边食足以支五岁可令入粟郡县矣足支一岁以上,可时赦,勿收农民租如此,德泽加于万民民俞勤农时有军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宁岁孰且美则民大富乐矣

译文


  在圣明的君王统治下,百姓不挨饿受冻,这并非是因为君王能亲自种粮食给他们吃,织布匹给他们穿,而是由于他能给人民开辟财源。所以尽管唐尧、夏禹之时有过九年的水灾,商汤之时有过七年的旱灾,但国内没有被遗弃和瘦得不成样子的人,这是因为贮藏积蓄的东西多,事先早已作好了准备。现在全国统一,土地之大,人口之多,不亚于汤、禹之时,又没有连年的水旱灾害,但积蓄却不如汤、禹之时,这是什么道理呢?原因在于土地还有潜力,百姓还有余力,能长谷物的土地还没全部开垦,山林湖沼的资源尚未完全开发,游手好闲之徒还没全都回乡务农。

  百姓生活贫困了,就会去做邪恶的事。贫困是由于不富足,不富足是由于不务农,不从事农业就不能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不能定居就会离开乡土,轻视家园,像鸟兽一样四处奔散。这样的话,国家即使有高大的城墙,深险的护城河,严厉的法令,残酷的刑罚,还是不能禁止他们。受冻的人对衣服,不要求轻暖;挨饿的人对于食物,不要求香甜可口;饥寒到了身上,就顾不上廉耻了。人之常情是:一天不吃两顿饭就要挨饿,整年不做衣服穿就会受冻。那么,肚子饿了没饭吃,身上冷了无衣穿,即使是慈母也不能留住她的儿子,国君又怎能保有他的百姓呢?贤明的君主懂得这个道理,所以让人民从事农业生产,减轻他们的赋税,大量贮备粮食,以便充实仓库,防备水旱灾荒,因此也就能够拥有人民。

  百姓呢,在于君主用什么办法来管理他们,他们追逐利益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不管东南西北。珠玉金银这些东西,饿了不能当饭吃,冷了不能当衣穿;然而人们还是看重它,这是因为君主需要它的缘故。珠玉金银这些物品,轻便小巧,容易收藏,拿在手里,可以周游全国而无饥寒的威胁。这就会使臣子轻易地背弃他的君主,而百姓也随便地离开家乡,盗贼受到了鼓励,犯法逃亡的人有了便于携带的财物。粟米和布帛的原料生在地里,在一定的季节里成长,收获也需要人力,并非短时间内可以成事。几石重的粮食,一般人拿不动它,也不为奸邪的人所贪图;可是这些东西一天得不到就要挨饿受冻。因此,贤明的君主重视五谷而轻视金玉。

  现在农夫中的五口之家,家里可以参加劳作的不少于二人,能够耕种的土地不超过百亩,百亩的收成,不超过百石。他们春天耕地,夏天耘田,秋天收获,冬天储藏,还得砍木柴,修理官府的房舍,服劳役;春天不能避风尘,夏天不能避署热,秋天不能避阴雨,冬天不能避寒冻,一年四季,没有一天休息;在私人方面,又要交际往来,吊唁死者,看望病人,抚养孤老,养育幼儿,一切费用都要从农业收入中开支。农民如此辛苦,还要遭受水旱灾害,官府又要急征暴敛,随时摊派,早晨发命令,晚上就要交纳。交赋税的时候,有粮食的人,半价贱卖后完税;没有粮食的人,只好以加倍的利息借债纳税;于是就出现了卖田地房屋、卖妻子儿女来还债的事情。而那些商人们,大的囤积货物,获取加倍的利息;小的开设店铺,贩卖货物,用特殊手段获取利益。他们每日都去集市游逛,趁政府急需货物的机会,所卖物品的价格就成倍抬高。所以商人家中男的不必耕地耘田,女的不用养蚕织布,穿的必定是华美的衣服,吃的必定是上等米和肉;没有农夫的劳苦,却占有非常丰厚的利润。依仗自己富厚的钱财,与王侯接交,势力超过官吏,凭借资产相互倾轧;他们遨游各地,车乘络绎不绝,乘着坚固的车,赶着壮实的马,脚穿丝鞋,身披绸衣。这就是商人兼并农民土地,农民流亡在外的原因。当今虽然法律轻视商人,而商人实际上已经富贵了;法律尊重农民,而农民事实上却已贫贱了。所以一般俗人所看重的,正是君主所轻贱的;一般官吏所鄙视的,正是法律所尊重的。上下相反,好恶颠倒,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使国家富裕,法令实施,那是不可能的。

  当今的迫切任务,没有比使人民务农更为重要的了。而要想使百姓从事农业,关键在于抬高粮价;抬高粮价的办法,在于让百姓拿粮食来求赏或免罚。现在应该号召天下百姓交粮给政府,纳粮的可以封爵,或赎罪;这样,富人就可以得到爵位,农民就可以得到钱财,粮食就不会囤积而得到流通。那些能交纳粮食得到爵位的,都是富有产业的人。从富有的人那里得到货物来供政府用,那么贫苦百姓所担负的赋税就可以减轻,这就叫做拿富有的去补不足的,法令一颁布百姓就能够得益。依顺百姓心愿,有三个好处:一是君主需要的东西充足,二是百姓的赋税减少,三是鼓励从事农业生产。按现行法令,民间能输送一匹战马的,就可以免去三个人的兵役。战马是国家战备所用,所以可以使人免除兵役。神农氏曾教导说:“有七八丈高的石砌城墙,有百步之宽贮满沸水的护城河,上百万全副武装的兵士,然而没有粮食,那是守不住的。”这样看来,粮食是君王最需要的资财,是国家最根本的政务。现在让百姓交粮买爵,封到五大夫以上,才免除一个人的兵役,这与一匹战马的功用相比差得太远了。赐封爵位,是皇上专有的权力,只要一开口,就可以无穷无尽地封给别人;粮食,是百姓种出来的,生长在土地中而不会缺乏。能够封爵与赎罪,是人们十分向往的。假如叫天下百姓都献纳粮食,用于边塞,以此换取爵位或赎罪,那么不用三年,边地粮食必定会多起来。

  陛下降恩,让天下人输送粮食去边塞,以授给爵位,这是对百姓的很大恩德。我私下担忧边塞驻军的粮食不够吃,所以让天下的屯粮崐大批流入边塞。如果边塞积粮足够使用五年,就可以让百姓向内地各郡县输送粮食了;如果郡县积粮足够使用一年以上,可以随时下诏书,不收农民的土地税。这样,陛下的恩德雨露普降于天下万民,百姓就会更积极地投身农业生 产,天下就会十分富庶安乐了。

注释


食(sì)之:给他们吃。 “食”作动词用。
衣(yì)之:给他们穿。 “衣”作动词用。
道:途径。
捐瘠(jí):被遗弃和瘦弱的人。 捐,抛弃; 瘠,瘦。
不避:不让,不次于。
地著(zhù):定居一地。《汉书·食货志》:“理民之道,地著为本。”颜师古注:“地著,谓安土也。”
廪(lǐn):米仓。
牧:养,引申为统治、管理。
石:重量单位。汉制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
弗胜:不能胜任,指拿不动。
长(zhǎng):养育。
政:同“征”。虐:清代王念孙认为当作“赋”。
改:王念孙认为原本作“得”。
倍称(chèn)之息:加倍的利息。 称,相等,相当。
贾(gǔ):商人。
奇赢:以特殊的手段获得更大的利润。
阡陌(qiān mò)之得:指田地的收获。 阡陌,田间小路,此代田地。
乘坚策肥:乘坚车,策肥马。 策,用鞭子赶马。
履丝曳(yè)缟(gǎo):脚穿丝鞋,身披绸衣。 曳,拖着。缟,一种精致洁白的丝织品。
乖迕(wǔ):相违背。
县官:汉代对官府的通称。
拜爵:封爵位。
渫(xiè):散出。
损:减。
车骑马:指战马。
大用:最需要的东西。
五大夫:汉代的一种爵位,在侯以下二十级中属第九级。凡纳粟四千石,即可封赐。
擅: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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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贵粟疏创作背景

  汉文帝即位后奉行“与民休息”的政策,重视农桑,促进了农业的繁荣和商业的发展。但由此也产生了因商业发展而导致谷贱伤农,使阶级矛盾日趋激化。针对这一问题,晁错上了这篇奏疏,全面论述了“贵粟”(重视粮食)的重要性,提出重农抑商、入粟于官、拜爵除罪等一系列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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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全文通过正反两方面的连论说了重农贵粟对于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安定生活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作者在说明问题时运用古今对比,农夫与富商大贾的对比,法令与实际情况的对比,使他的主张得到更鲜明的表现,让统治者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其中特别是对农民现实生活的贫困穷苦的描写,揭露性很强。

  所谓“谷贱伤农”,意思就是说,粮食太便宜了,就会挫伤农民种粮食的积极性,导致产量减少,这对国家的长治久安是有很大影响的。因为我国在历史上一直就是一个农业国,所以历代的统治者都很重视农业的发展问题。晁错认为蓄积多,则民心稳,统治稳固;而要增加蓄积,必须想办法使农民尽心于农业生产。但现状是农民忙活了一年,到头来却只有很少的收益,为了应付各种赋敛,有的甚至“卖田宅,鬻子孙”;而商人无农民之劳,却能“衣必文采,食必粱肉”。这种差距不可能使农民安心于农业,作者由此提出“欲民务农,在于贵粟”的观点。他的观点对于扭转“谷贱伤农”的状况是有好处的,对现代社会解决“三农”(指农村、农业、农民)问题,也是有借鉴意义的,但他尊崇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对待商业和商人也有一些偏颇和不公正之处,读者阅读时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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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错

晁错(前200年----前154年),是西汉文帝时的智囊人物,汉族,颍川(今河南禹县城南晁喜铺)人。汉文帝时,晁错因文才出众任太常掌故,后历任太子舍人、博士、太子家令(太子老师)、贤文学。在教导太子中受理深刻,辩才非凡,被太子刘启(即后来的景帝)尊为“智囊”。因七国之乱被腰斩于西安东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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