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
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栀子肥。
僧言古壁佛画好,以火来照所见稀。
铺床拂席置羹饭,疏粝亦足饱我饥。
夜深静卧百虫绝,清月出岭光入扉。
天明独去无道路,出入高下穷烟霏。
山红涧碧纷烂漫,时见松枥皆十围。
当流赤足踏涧石,水声激激风吹衣。
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鞿?(鞿 一作:靰)
嗟哉吾党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
时见松枥皆十围。唐代。韩愈。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栀子肥。僧言古壁佛画好,以火来照所见稀。铺床拂席置羹饭,疏粝亦足饱我饥。夜深静卧百虫绝,清月出岭光入扉。天明独去无道路,出入高下穷烟霏。山红涧碧纷烂漫,时见松枥皆十围。当流赤足踏涧石,水声激激风吹衣。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鞿?(鞿 一作:靰)嗟哉吾党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
参考资料:
1、梁川等,《唐诗三百首鉴赏》: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05,第241-243页
《山石》的写作时间历代有不同说法。一般认为写于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年)七月韩愈离徐州去洛阳的途中。当时作者所游的是洛阳北面的惠林寺,同游者是李景兴、侯喜、尉迟汾。
参考资料:
1、霍松林 等 .唐诗鉴赏辞典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3 :781-784 .
写作手法
诗以开头“山石”二字为题,却并不是歌咏山石,而是一篇叙写游踪的诗。这诗汲取了散文中有悠久传统的游记文的写法,按照行程的顺序,叙写从“黄昏到寺”、“夜深静卧”到“天明独去”的所见、所闻和所感,是一篇诗体的山水游记。在韩愈以前,记游诗一般都是截取某一侧面,选取某一重点,因景抒情。汲取游记散文的特点,详记游踪,而又诗意盎然,《山石》是有独创性的。
按照时间顺序依次记述游踪,很容易弄成流水账。诗人手段高明,他象电影摄影师选好外景,人物在前面活动,摄影机在后面推、拉、摇、跟,一个画面接着一个画面,在读者眼前出现。每一画面,都有人有景有情,构成独特的意境。全诗主要记游山寺,一开头,只用“山石荦确行径微”一句,概括了到寺之前的行程,而险峻的山石,狭窄的山路,都随着诗中主人公的攀登而移步换形。这一句没有写人,但第二句“黄昏到寺蝙蝠飞”中的“到寺”二字,就补写了人,那就是来游的诗人。而且,说第一句没写人,那只是说没有明写;实际上,那山石的荦确和行径的细微,都是主人公从那里经过时看到的和感到的,正是通过这些主观感受的反映,表现他在经过了一段艰苦的翻山越岭,黄昏之时,才到了山寺。“黄昏”,是很难变成可见可感的清晰画面的。他巧妙地选取了一个“蝙蝠飞”的镜头,让那只有在黄昏之时才会出现的蝙蝠在寺院里盘旋,就立刻把诗中主人公和山寺,统统笼罩于幽暗的暮色之中。“黄昏到寺”,当然先得找寺僧安排食宿,所以就出现了主人公“升堂”的镜头。主人公是来游览的,游兴很浓,“升堂”之后,立刻退出来坐在堂前的台阶上,欣赏那院子里的花木,“芭蕉叶大栀子肥”的画面,也就跟着展开。因为下过一场透雨,芭蕉的叶显得更大更绿,栀子花开得更盛更香更丰美。“大”和“肥”,这是很寻常的字眼,但用在芭蕉叶和栀子花上,特别是用在“新雨足”的芭蕉叶和栀子花上,就突出了客观景物的特征,增强了形象的鲜明性,使人情不自禁地要赞美它们。
时间在流逝,栀子花、芭蕉叶终于隐没于夜幕之中。于是热情的僧人便凑过来助兴,夸耀寺里的“古壁佛画好”,并拿来火把,领客人去观看。这当儿,菜饭已经摆上了,床也铺好了,连席子都拂拭干净了。寺僧的殷勤,宾主感情的融洽,也都得到了形象的体现。“疏粝亦足饱我饥”一句,图画性当然不够鲜明,但这是必不可少的。它既与结尾的“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相照应,又说明主人公游山,已经费了很多时间,走了不少路,因而饿得很。
写夜宿只用了两句。“夜深静卧百虫绝”,表现了山寺之夜的清幽。“夜深”而百虫之声始“绝”,那么在“夜深”之前,百虫自然在各献特技,合奏夜鸣曲,主人公也在欣赏夜鸣曲。正象“鸟鸣山更幽”一样,山寺之夜,百虫合奏夜鸣曲,就比万籁俱寂还显得幽静,而静卧细听百虫合奏的主人公,也自然万虑俱消,心境也空前清静。夜深了,百虫绝响了,接踵而来的则是“清月出岭光入扉”,主人公又兴致勃勃地隔窗赏月了。他刚才静卧细听百虫鸣叫的神态,也在“清月出岭光入扉”的一刹那显现于读者眼前。
作者所游的是洛阳北面的惠林寺,同游者是李景兴、侯喜、尉迟汾,时间是公元801年(唐德宗贞元十七年)农历七月二十二日。农谚有云:“二十一、二、三,月出鸡叫唤。”可见诗中所说的“光入扉”的“清月”,乃是下弦月,她爬出山岭,照进窗扉,已经鸣叫头遍了。主人公再欣赏一阵,就该天亮了。写夜宿只两句,却不仅展现出几个有声有色的画面,表现了主人公彻夜未睡,陶醉于山中夜景的情怀,而且水到渠成,为下面写离寺早行作好了过渡。“天明”以下六句,写离寺早行,跟着时间的推移和主人公的迈步向前,画面上的光、色、景物在不断变换,引人入胜。“天明独去无道路”,“无道路”指天刚破晓,雾气很浓,看不清道路,所以接下去,就是“出入高下穷烟霏”的镜头。主人公“天明”出发,眼前是一片“烟霏”的世界,不管是山的高处还是低处,全都浮动着蒙蒙雾气。在浓雾中摸索前进,出于高处,入于低处,出于低处,又入于高处,时高时低,时低时高。此情此境,正是饶有诗味,富于画意的。烟霏既尽,朝阳熠耀,画面顿时增加亮度,“山红涧碧纷烂漫”的奇景就闯入主人公的眼帘。而“时见松枥皆十围”,既为那“山红涧碧纷烂漫”的画面添景增色,又表明主人公在继续前行。他穿行于松栎树丛之中,清风拂衣,泉声淙淙,清浅的涧水十分可爱。于是他赤着一双脚,涉过山涧,让清凉的涧水从足背上流淌,整个身心都陶醉在大自然的美妙境界中了。
诗写到下山为止,游踪所及,逐次以画面展现,像旅游纪录影片,随着游人的前进,一个个有声有色有人有景的镜头不断转换。结尾四句,总结全诗,所以姑且叫做“主题歌”。“人生如此”,概括了此次出游山寺的全部经历,然后用“自可乐”加以肯定。后面的三句诗,以“为人靰”的幕僚生活作反衬,表现了对山中自然美、人情美的无限向往,从而强化了全诗的艺术魅力。
这首诗为传统的纪游诗开拓了新领域,它汲取了山水游记的特点,按照行程的顺序逐层叙写游踪。然而却不象记流水账那样呆板乏味,其表现手法是巧妙的。此诗虽说是逐层叙写,仍经过严格的选择和经心的提炼。如从“黄昏到寺”到就寝之前,实际上的所经所见所闻所感当然很多,但摄入镜头的,却只有“蝙蝠飞”、“芭蕉叶大栀子肥”、寺僧陪看壁画和“铺床拂席置羹饭”等殷勤款待的情景,因为这体现了山中的自然美和人情美,跟“为人?”的幕僚生活相对照,使诗人萌发了归耕或归隐的念头,是结尾“主题歌”所以形成的重要根据。关于夜宿和早行,所摄者也只是最能体现山野的自然美和自由生活的那些镜头,同样是结尾的主题歌所以形成的重要根据。
再说,按行程顺序叙写,也就是按时间顺序叙写,时间不同,天气的阴晴和光线的强弱也不同。这篇诗的突出特点,就在于诗人善于捕捉不同景物在特定时间、特定天气里所呈现的不同光感、不同湿度和不同色调。如用“新雨足”表明大地的一切刚经过雨水的滋润和洗涤;这才写主人公于苍茫暮色中赞赏“芭蕉叶大栀子肥”,而那芭蕉叶和栀子花也就带着它们在雨后日暮之时所特有的光感、湿度和色调,呈现于读者眼前。写月而冠以“清”字,表明那是“新雨”之后的月儿。写朝景,新奇而多变。因为他不是写一般的朝景,而是写山中雨后的朝景。他先以“天明独去无道路”一句,总括了山中雨霁,地面潮湿,黎明之时,浓雾弥漫的特点,然后用“出入高下穷烟霏”一句,画出了雾中早行图。“烟霏”既“穷”,阳光普照,就看见涧水经雨而更深更碧,山花经雨而更红更亮。于是用“山红涧碧”加以概括。山红而涧碧,红碧相辉映,色彩已很明丽。但由于诗人敏锐地把握了雨后天晴,秋阳照耀下的山花、涧水所特有的光感、湿度和色调,因而感到光用“红”、“碧”还很不够,又用“纷烂漫”加以渲染,才把那“山红涧碧”的美景表现得鲜艳夺目。
评价
这篇诗,极受后人重视,影响深远。苏轼与友人游南溪,解衣濯足,朗诵《山石》,慨然知其所以乐,因而依照原韵,作诗抒怀。他还写过一首七绝:“荦确何人似退之,意行无路欲从谁?宿云解驳晨光漏,独见山红涧碧诗。”诗意、词语,都从《山石》化出。金代元好问论诗绝句云:“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他的《中州集》壬集第九(拟栩先生王中立传)说:“予尝从先生学,问作诗究竟当如何?先生举秦少游《春雨》诗为证,并云:此诗非不工,若以退之芭蕉叶大栀子肥之句校之,则《春雨》为妇人语矣。”可见此诗气势遒劲,风格壮美,一直为后人所称道。
参考资料:
1、梁川等,《唐诗三百首鉴赏》: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05,第241-243页
2、 《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781-784页
题目“山石”不是本要专门抒发的内容,而是取首句的头两个字而已。这是一首记游诗,按时间地点依次写来,全诗可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从开头至“芭蕉叶大栀子肥”,写黄昏到寺所见景色。“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首句写寺外山石的错杂不平,道路的狭窄崎岖;次句写古寺的荒凉陈旧,到黄昏时众多的蝙蝠窜上飞下,纷纷攘攘。仅此两句,就把整个深山古寺的景色特征突现出来,使人如临其境。以下两句是入寺坐定后所见阶下景物:芭蕉叶子阔大,栀子果实肥硕,是新雨“足”后的特有景致,读之令人顿觉精神爽快。
第二部分从“僧言古壁佛画好”至“清月出岭光入扉”,写入寺后一夜的情景。这里一部分先写僧人的热情招待,先是主动地向客人介绍古壁佛画,兴致勃勃地擎着蜡烛引着客人前去观看。“稀”字既道出壁画的珍贵,也生动地显露出诗人的惊喜之情。接着写僧人的殷勤铺床置饭,“疏粝亦足饱我饥”,一见僧人生活的简朴,二见诗人对僧家招待的满意之情。后两句写夜深入睡,“百虫绝”从反面衬托出深山古庙虫鸣之盛,直到夜深之后才鸣声渐息。“清月出岭光入扉”,很有李白“床前明月光”诗句的意境,使人有无限静寂之感。
第三部分从“天明独去无道路”至“水声激激风吹衣”,写晨去的路上所见所感。雨后的深山,晨雾缭绕,曲径萦回,以至分不清道路,高低难行。一个“穷”字,写出诗人奔出雾区的喜悦。接下去描绘脱离雾区,在一片晴朗中所见到的秀丽山景:峭崖上红花一片,山涧下碧水清清,更有那挺拔粗壮的松、枥树时时跃入眼帘。“时见”二字看似平常,实有精确的含意,它表明这些松、枥树不是长在一处的,而是诗人在行进中时时见到的。如此便把景色拉开,使读者的意念像跟着诗人行走似的一路领略山中风情。下两句写新雨后的山涧,水流横溢,激溅奔泻,致使诗人脱去鞋子,提起裤管,小心翼翼地在溪流中移进。山风阵阵,牵衣动裳,使人有赏不尽的山、水、风、石的乐趣。这里景色丰富,境地清幽。所以诗写到此,很自然地引出最后一段。
第四部分从“人生如此自可乐”到最后,是抒写情怀。韩愈在长期的官场生活中,陟黜升沉,身不由己,满腔的愤懑不平,郁积难抒。故对眼前这种自由自在,不受人挟制的山水生活感到十分快乐和满足。从而希望和自己同道的“二三子”能一起来过这种清心适意的生活。这种痛恨官场、追求自由的思想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
这首诗看似平凡,实际有较高的艺术成就。突出的特点是巧妙地运用了赋体中“铺采摛文”的手法。所谓赋体的“铺采摛文”,就不是一般地叙事状物,而是在记叙的过程中兴会淋漓地、铺扬蹈厉地状写事物,绘景抒情,使之物相尽形,达到辗转生发的艺术效果。《山石》诗便是如此。无论是开头部分的黄昏到寺,还是其后的歇寺、离寺,先后按时间推移,把在这一段时间中的所做所为、所见所闻、交待得清清楚楚。而这些事都是日常的平凡之事(像入寺、坐阶、看画、铺床、睡觉、晨起登程等);客观之景(像大石、蝙蝠、芭蕉、栀子、月光、晨雾、山花、涧水、松枥等)就像一篇记事的日记一般,没什么奇特之处。然而诗人却在这些无甚奇特的事物中,洋溢着真挚之情,状写出美妙之景,从而生发出无限的诗意。如“黄昏到寺蝙蝠飞”,虽是一个很普通的现象,也无雕饰的词语,但却十分有力地烘托出深山古寺在黄昏中的气氛,使人如见古寺之荒凉,环境之沉寂。如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一种美妙的诗意。再如“当流赤足踏涧石,水声激激风吹衣”又是一幅多么优美的图画。水声激激,风扯衣衫,一位赤足的人在溪流中上下小心踏石过流,其神其态,其情其趣,使人对这幅充满诗意的“山涧行”的图画,产生无限生趣。这就是诗人“铺采摛文”笔法所升华出的功力。
这首诗为传统的纪游诗开拓了新领域,它汲取了山水游记的特点,按照行程的顺序逐层叙写游踪。然而却不像记流水账那样呆板乏味,其表现手法是巧妙的。此诗虽说是逐层叙写,仍经过严格的选择和经心的提炼。如从“黄昏到寺”到就寝之前,实际上的所经所见所闻所感当然很多,但摄入镜头的,却只有“蝙蝠飞”、“芭蕉叶大栀子肥”、寺僧陪看壁画和“铺床拂席置羹饭”等殷勤款待的情景,因为这体现了山中的自然美和人情美,跟“为人靰”的幕僚生活相对照,使诗人萌发了归耕或归隐的念头,是结尾“主题歌”所以形成的重要根据。关于夜宿和早行,所摄者也只是最能体现山野的自然美和自由生活的那些镜头,同样是结尾的主题歌所以形成的重要根据。
再说,按行程顺序叙写,也就是按时间顺序叙写,时间不同,天气的阴晴和光线的强弱也不同。这篇诗的突出特点,就在于诗人善于捕捉不同景物在特定时间、特定天气里所呈现的不同光感、不同湿度和不同色调。如用“新雨足”表明大地的一切刚经过雨水的滋润和洗涤;这才写主人公于苍茫暮色中赞赏“芭蕉叶大栀子肥”,而那芭蕉叶和栀子花也就带着它们在雨后日暮之时所特有的光感、湿度和色调呈现出来。写月而冠以“清”字,表明那是“新雨”之后的月儿。写朝景,新奇而多变。因为他不是写一般的朝景,而是写山中雨后的朝景。他先以“天明独去无道路”一句,总括了山中雨霁,地面潮湿,黎明之时,浓雾弥漫的特点,然后用“出入高下穷烟霏”一句,画出了雾中早行图。“烟霏”既“穷”,阳光普照,就看见涧水经雨而更深更碧,山花经雨而更红更亮。于是用“山红涧碧”加以概括。山红而涧碧,红碧相辉映,色彩已很明丽。但由于诗人敏锐地把握了雨后天晴,秋阳照耀下的山花、涧水所特有的光感、湿度和色调,因而感到光用“红”、“碧”还很不够,又用“纷烂漫”加以渲染,才把那“山红涧碧”的美景表现得鲜艳夺目。
参考资料:
1、霍松林 等 .唐诗鉴赏辞典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3 :781-784 .
韩愈(768~824)字退之,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河阳(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汉族。祖籍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他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破骈为散,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里。韩愈在思想上是中国“道统”观念的确立者,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人物。...
韩愈。韩愈(768~824)字退之,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河阳(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汉族。祖籍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他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破骈为散,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里。韩愈在思想上是中国“道统”观念的确立者,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