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惟捷径以窘步

　　第一章（被贬）53行：诗人从自己的家世和出生写起，回顾了自己有生以来的努力、追求、奋斗以及所遭受的失败，满腔悲愤地表述了矢志不渝的精神和九死未悔的态度。

　　第二章（反思）38行；接着面对自己的失败，进行了一番深刻的反思。毕竟惨遭失败是不争的事实。因此，诗人以“路径似未看清兮”领起，先以“退身修整服装”一般地表现自己的反思，但仅如此则缺乏波澜，且难以深入，所以借“家姐”这个人物从反面来责备、劝说，以逼出“找舜帝评理去”一节，既深化了反思，又强化了情感。连情谊最亲密、对自己最关心的“家姐”，也如此责骂、劝说，世上还有谁能理解自己呢？一气之下便“找舜帝评理去”。反思的结果，坚定了自己的理想和信念。

　　第三章（再试）38行：又积极地重新求索，然而上下求索后却没有结果。诗人写自己的“仔细寻路”。这是在遭遇诽谤之后的重新努力，但无论叩“天门”还是“求美女”，都以失败告终。

　　第四章（徘徊）38行：诗人又陷入苦闷与徘徊之中。辛辛苦苦的求索又遭失败，究竟何去何从？诗人无奈，于是“取琼茅来卜卦”，请灵氛为他占算以决疑。灵氛卜卦的结果是必须远游离开楚国才有出路。经过一番考虑，仍然犹豫不决。于是再请巫师降神求教。之后，又经反复审慎的思索，最终决定“远游自离去”，离开楚国出游。

　　第五章（他投）21行；通过审慎思虑后，诗人结束了自己的徘徊，认可了灵氛的“吉卦”，选择“吉日”出发。但充满憧憬的出游还是因为“眷顾楚国”而中途放弃了：”曲身回首停步“。结果只能选择以死殉国，“追随彭咸归去！”

　　诗歌通篇是第一人称叙事的结构，情节分明，脉络清晰，而它的言志、抒情，则全都融入叙事过程之中，密切结合情节发展的具体阶段来进行，从而达到一种悲愤倾诉的强烈效果。

　　宋代著名史学家、词人宋祁说：“《离骚》为词赋之祖，后人为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圆不能过规。”这就是说，《离骚》不仅开辟了一个广阔的文学领域，而且是中国诗赋方面永远不可企及的典范。

　　《离骚》作于楚怀王二十四、五年(前305、前304)屈原被放汉北后的两三年中。汉北其地即汉水在郢都以东折而东流一段的北面，现今天门、应城、京山、云梦县地，即汉北云梦。怀王十六年屈原因草拟宪令、主张变法和主张联齐抗秦，被内外反对力量合伙陷害，而去左徒之职。后来楚国接连在丹阳、蓝田大败于秦，才将屈原招回朝廷，任命其出使齐国。至怀王二十四年秦楚合婚，二十五年秦楚盟于黄棘，秦归还楚国上庸之地，屈原被放汉北。

　　汉北其地西北距楚故都鄢郢(今宜城)不远。《离骚》当是屈原到鄢郢拜谒了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后所写。诗开头追述楚之远祖及屈氏太祖，末尾言“临睨旧乡”而不忍离去，中间又写到灵氛占卜、巫咸降神等情节，都和这个特定的创作环境有关。

　　《离骚》是一首充满激情的政治抒情诗，是一首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杰作。诗中的一些片断情节反映着当时的历史事实(如“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伤灵脩之数化”即指怀王在政治外交上和对屈原态度上的几次反覆)。但表现上完全采用了浪漫主义的方法：不仅运用了神话、传说材料，也大量运用了比兴手法，以花草、禽鸟寄托情意，“以情为里，以物为表，抑郁沉怨”（刘师培《论文杂记》）。而诗人采用的比喻象征中对喻体的调遣，又基于传统文化的底蕴，因而总给人以言有尽而意无穷之感。

　　由于诗人无比的忧愤和难以压抑的激情，全诗如大河之奔流，浩浩荡荡，不见端绪。但是，细心玩味，无论诗情意境的设想，还是外部结构，都体现了诗人不凡的艺术匠心。

　　从构思上说，诗中写了两个世界：现实世界和由天界、神灵、往古人物以及人格化了的日、月、风、雷、鸾风、鸟雀所组成的超现实世界。这超现实的虚幻世界是对现实世界表现上的一个补充。在人间见不到君王，到了天界也同样见不到天帝；在人间是“众皆竞进以贪婪”，找不到同志，到天上求女也同样一事无成。这同《聊斋志异》中《席方平》篇写阴间的作用有些相似。只是《席方平》中主人公是经过由人到鬼的变化才到另一个世界，而《离骚》中则是自由来往于天地之间。这种构思更适宜于表现抒情诗瞬息变化的激情。诗人设想的天界是在高空和传说中的神山昆仑之上，这是与从原始社会开始形成的一般意识和原型神话相一致的，所以显得十分自然，比起后世文学作品中通过死、梦、成仙到另一个世界的处理办法更具有神话的色彩，而没有宗教迷信的味道。诗人所展现的背景是广阔的，雄伟的，瑰丽的。其意境之美、之壮、之悲，是前无古人的。特别地，诗人用了龙马的形象，作为由人间到天界，由天界到人间的工具。《尚书中候》佚文中说，帝尧继位，“龙马衔甲”。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动物龙的原型之一即是神化的骏马。《周礼》中说“马八尺以上为龙”，《吕氏春秋》说“马之美者，青龙之匹，遗风之乘”。在人间为马，一升空即为龙。本来只是地面与高空之分，而由于神骏变化所起的暗示作用，则高空便成了天界。诗人借助自己由人间到天上，由天上到人间的情节变化，形成了这首长诗内部结构上的大开大阖。诗中所写片断的情节只是作为情感的载体，用以外化思想的斗争与情绪变化。然而这些情节却十分有效地避免了长篇抒情诗易流于空泛的弊病。

　　从外部结构言之，全诗分三大部分和一个礼辞。第一部分从开头至“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自叙生平，并回顾了诗人在为现实崇高的政治理想不断自我完善、不断同环境斗争的心灵历程，以及惨遭失败后的情绪变化。这是他的思想处于最激烈的动荡之时的真实流露。从“女媭之婵嫒兮，申申其詈予”至“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为第二部分。其中写女媭对他的指责说明连亲人也不理解他，他的孤独是无与伦比的。由此引发出向重华陈辞的情节。这是由现实社会向幻想世界的一个过渡（重华为已死一千余年的古圣贤，故向他陈辞便显得“虚”；但诗人又设想是在其葬处苍梧之地，故又有些“实”）。然后是巡行天上。入天宫而不能，便上下求女，表现了诗人在政治上的努力挣扎与不断追求的顽强精神。从“索藑茅以筵篿兮”至“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为第三部分，表现了诗人在去留问题上的思想斗争，表现了对祖国的深厚感情，读之令人悲怆！末尾一小节为礼辞。“既莫足以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虽文字不多，但表明诗人的爱国之情是与他的美政理想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全诗到高潮之后的画龙点睛之笔，用以收束全诗，使诗的主题进一步深化，使诗中表现的如长江大河的奔涌情感，显示出更为明确的流向。诗的第一部分用接近于现实主义的手法展现了诗人所处的环境和自己的历程。而后两部分则以色彩缤纷、波谲云诡的描写把读者带入一个幻想的境界。常常展现出无比广阔、无比神奇的场面。如果只有第一部分，虽然不能不说是一首饱含血泪的杰作，但还不能成为浪漫主义的不朽之作；而如只有后两部分而没有第一部分，那么诗的政治思想的底蕴就会薄一些，其主题之表现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既含蓄，又明确；既朦胧，又深刻。

　　《离骚》为我们塑造了一个高大的抒情主人公形象。首先，他有着突出的外部形象的特征。“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长顑颔亦何伤。”很多屈原的画像即使不写上“屈原”二字，人们也可以一眼认出是屈原，就是因为都依据了诗中这种具有特征性的描写。其次，他具有鲜明的思想性格。第一，他是一位进步的政治改革家，主张法治(“循绳墨而不颇”)，主张举贤授能。第二，他主张美政，重视人民的利益和人民的作用(“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反对统治者的荒淫暴虐和臣子的追逐私利（陈辞一段可见）。第三，他追求真理，坚强不屈（“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这个形象，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两千多年来给了无数仁人志士以品格与行为的示范，也给了他们以力量。

　　《离骚》的语言是相当美的。首先，大量运用了比喻象征的手法。如以采摘香草喻加强自身修养，佩带香草喻保持修洁等。但诗人的表现手段却比一般的比喻高明得多。如“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第四句中的“芳”自然由“芰荷”、“芙蓉”而来，是照应前二句的，但它又是用来形容“情”的。所以虽然没有用“如”、“似”、“若”之类字眼，也未加说明，却喻意自明。其次，运用了不少香花、香草的名称来象征性地表现政治的、思想意识方面的比较抽象的概念，不仅使作品含蓄，长于韵味，而且从直觉上增加了作品的色彩美。自屈原以来，“香草美人”就已经成为了高洁人格的象征。（有柳宗元的“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

　　再次，全诗以四句为一节，每节中又由两个用“兮”字连接的若连若断的上下句组成，加上固定的偶句韵，使全诗一直在回环往复的旋律中进行，具有很强的节奏感。最后，运用了对偶的修辞手法，如“夕归次于穷石兮，朝濯发乎洧盘”；“苏粪壤以充帏兮，谓申椒其不芳”；“惟兹佩之可贵兮，委厥美而历兹”等，将“兮”字去掉，对偶之工与唐宋律诗对仗无异。

　　《离骚》不仅是中国文学的奇珍，也是世界文学的瑰宝。　(赵逵夫)

　　从屈原在当时社会中的身份来说，他是一位政治家，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诗人”；但以他的巨大的创作成就来说，他又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诗经》中也有许多优美动人的作品，但它基本上是群众性集体性的创作，个性的表现甚少。而屈原的创作，却是用他的理想、遭遇、痛苦，以他全部生命的热情打上了鲜明的个性烙印。这标志了中国古典文学创作的一个新时代。

　　屈原是一位具有崇高人格的诗人。他关心国家和人民，直到今天仍作为坚定的爱国者受到高度评价。虽然他的爱国和忠君联系在一起，在这一点上，他并不能背离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基本道德原则，但同时也要看到，屈原又具有较为强烈的自我意识。他并不把自己看作君主的奴仆，而是以君主从而也是国家的引路人自居。他对自己的政治理想与人生理想有坚定的信念，为追求自己的理想不惜与自身所属社会集团的大多数人对抗，宁死不渝。这就在忠君爱国的公认道德前提下，保存了独立思考、忠于自身认识的权利。作为理想的殉难者，后人曾从他身上受到巨大感召；他立身处世的方式，也被后世正直的文人引为仿效的榜样。

　　屈原的作品，以纵恣的文笔，表达了强烈而激荡的情感。汉儒曾说，《离骚》与《诗经》中《小雅》同为“忽而不伤”之作，明代诗人袁宏道于《叙小修诗》中驳斥道：《离骚》“忿怼之极”，对“党人”和楚王都“明示唾骂”，“安在所谓怨而不伤者乎？”并指出：“劲质而多怼，峭急而多露”，正是“楚风”的特点。他的意见显然是正确的。不仅如此，屈原赞美自我的人格，是率性任情，真实袒露；咏唱神灵的恋爱，是热情洋溢、淋漓尽致；颂扬烈士的牺牲，是激昂慷慨、悲凉豪壮……。总之，较之《诗经》总体上比较克制、显得温和蕴藉的情感表达，屈原的创作在相当程度上显示了情感的解放，从而造成了全新的、富于生气和强大感染力的诗歌风格。由于这种情感表达的需要，屈原不能满足于平实的写作手法，而大量借用楚地的神话材料，用奇丽的幻想，使诗歌的境界大为扩展，显示恢宏瑰丽的特征。这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后代个性和情感强烈的诗人如李白、李贺等，都从中受到极大的启发。

　　屈原是一位爱美的诗人。他对各种艺术的美，都不以狭隘的功利观加以否定。《九歌》、《招魂》中，处处渲染音乐歌舞的热烈场面和引发的感动。“羌声色之娱人，观者憺兮忘归”，在屈原笔下，是美好的景象。同样，他的诗篇，也喜欢大量铺陈华美的、色泽艳丽的辞藻。他还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赋予草木、鱼虫、鸟兽、云霓等种种自然界的事物以人的意志和生命，以寄托自身的思想感情，又增加了诗歌的美质。大体上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中讲究文采，注意华美的流派，最终都可以溯源于屈原。

　　在诗歌形式上，屈原打破了《诗经》那种以整齐的四言句为主、简短朴素的体制，创造出句式可长可短、篇幅宏大、内涵丰富复杂的“骚体诗”，这也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2012年，由八旬清华大学著名书法家、文学家、教育家韩家鳌教授历时半年时间用草书完成《韩家鳌草书离骚》一书，并写有“骚体文章久不闻，皇皇屈子第一人；悲吟侘傺湘沅上，遥祭苍空写招魂”的诗句。并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受到文学、艺术、教育等各界的一致赞誉。

　　《离骚》可分为前后两部分，即自“帝高阳之苗裔兮”，至“岂余心之可惩”，为前一部分；从“女嬃之婵嫒兮”，至“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为后一部分。

　　前一部分描写屈原对以往生活经历的回顾。叙述屈原出身于与楚王同姓的贵族家庭及其生辰名字；描写他自幼就努力自修美德、锻炼才能，并决心报效楚国的愿望；描写他激励引导楚王“及前王之踵武”，使楚国富强的理想，和辅助楚王进行政治改革的斗争；然而由于屈原的政治理想和改革的实践触犯了腐朽的贵族集团的既得利益，因而招致了他们的重重迫害和打击，诽谤和诬蔑漫天而来，而楚王也听信谗言，疏远和放逐了屈原；就在此时，屈原为实现理想而精心培植的人才也纷纷变质，使屈原的处境极为孤立；在此情况下，屈原看到自己的理想无法实现，“民生之多艰”，而祖国陷入“路幽昧以险隘”的岌岌可危的境地，使爱国爱民的屈原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屈原满怀愤怒地揭露了楚王反复无常，不辨忠奸，昏庸无能的作为；同时揭露腐朽的贵族集团贪婪嫉妒，苟且偷安，背法妄行，结党营私，把祖国引向危亡的罪恶；描写了屈原不向反动势力屈服的斗争精神。

　　后一部分主要描写屈原对未来道路和真理的探索与追求。首先，女嬃劝他接受历史的教训，不要“博謇好修”，而要明哲保身；但是屈原通过向重华陈辞，分析了古往今来的史实，否定了女嬃建议；于是屈原开始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追求理想的历程。首先，他上叩“天阍”，却遭到冷遇；接着，诗人下求佚女宓妃、有娀氏女和有虞之二姚，以便上通天帝，然而均都落空，这象征性地说明了争取楚王已经毫无希望了；于是屈原去找神巫灵氛占卜，灵氛劝他去国远游；诗人犹豫不决，又去找巫咸问策，巫咸则劝其暂留楚国待明君而行；在矛盾的建议中，诗人分析了国内政情，觉得不能久留于黑暗无望的楚国，决定离楚远行；但是，远行的想法又与屈原爱国的衷情发生矛盾，所以在他升天远行时，忽然看到了楚国大地，“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形象地否定了离楚的道路，最后诗人决心“从彭咸之所居”，用死来殉其“美政”的理想。

　　全诗的主题思想，即通过诗人为崇高理想而奋斗终生的描写，强烈地抒发了他遭谗被害的苦闷和矛盾的心情，表现了他为国献身的精神，和与国家同休戚、共存亡的深挚的爱国主义和同情人民的感情，表现了诗人勇于追求真理和光明，坚持正义和理想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同时也深刻地揭露了以楚君为首的楚国贵族集团腐朽黑暗的本质，抨击他们颠倒是非，结党营私，谗害贤能，邪恶误国的罪行。

　　《离骚》是屈原用他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 以至于整个生命所熔铸而成的宏伟诗篇，其中闪耀着诗 人鲜明的个性光辉，这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是第一次出现。《离骚》的创作，既植根于现实，又富于幻想色彩。诗中大量运用古代神话和传说，通过极其丰富的想象和联想，并采取铺张描叙的写法，把现实人物、历史人物、神话人物交织在一起，把地上和天国、人间和幻境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瑰丽奇特、绚烂多彩的幻想世界，从而产生了强烈的艺术魅力。诗中又大量运用“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把抽象的意识品性、复杂的现实关系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

　　所谓“《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王 逸《楚辞章句》），说的就是这一艺术特色。而且其中的比喻，并不仅仅停留在个别事物的类比上，还体现于整个形象体系的构思中，因而又含有整体上的象征意义。《离骚》在语言形式上，突破了《诗经》以四字句为主的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也有三字句和十字句，句法参差错落，灵活多变；统篇隔句句尾用 “兮”字，句中则往往配以“之”、“于”、“乎”、 “夫”、“而”等虚字，用来协调音节，也有全句不用虚字的。这种新的诗歌表现形式，为《诗经》以后兴起的骚体文学奠定了基础。

　　《离骚》中又多用对偶。据统计，全篇对句在百句以上；并已出现了错综对，如“固时俗之工巧兮，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在一句中，还往往以双声配双声，叠韵配叠韵， 前者如“郁邑而傺兮”，后者如“聊逍遥以相羊”， 等等。这就形成了《离骚》的诗句在错落中见整齐，在整齐中又富于变化的特点，读来节奏谐和，音调抑扬，具有一种起伏回宕、一唱三叹的韵致。同时，《离骚》又大量运用楚地的方言词汇，如“汩”、“搴”、“莽”、 “冯”、“羌”、“诼”、“傺”、“阊阖”等，并常将状词冠于句首，带有浓厚的南国情调和地方特色。诗中对形容词的使用也十分恰切并具有新意，如写云霓翻腾之貌，“岌岌”喻高冠耸然之势，“蜿蜿” 状神龙游动之态，都可谓循声得貌，曲尽其妙。《离骚》在艺术上取得的高度成就，与它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使它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光照千古的绝 唱，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鲁迅曾赞之为“逸响伟辞，卓绝一世”（《汉文学史纲要》），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纲要》全诗以叙事为脉络，分为五大章。就情节结构上来说

　　第一章（被贬）从家世和出生写起，诗人回顾了有生以来的奋斗及其不幸遭遇，

　　第二章（反思）接着面对自己的失败，进行了一番深刻的反思，经过反思，坚定了信念，

　　第三章（再试）又积极地重新求索，然而上下求索后却没有结果，

　　第四章（徘徊）诗人又陷入苦闷与徘徊之中，

　　第五章（他投）最后虽然在通过审慎思虑后决定西去，但充满憧憬的西去还是因为“眷顾楚国”而决然中途放弃。结果只能选择“以死殉国”。

　　在五大章的基础上，全诗也可以分为份量相当的前后两部分，即第一、二章共91行为前半部分，写诗人有生以来的不懈追求与奋斗，以及遭致失败之后所引发的检视与思考，第三、四、五章共97行为后半部分，写诗人矢志不渝地继续努力，以及努力无果之后所产生的矛盾与苦闷。

　　《离骚》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汉代以后，后世文人无不对屈原推崇备至。究其原因，似可归功于屈原那砥励不懈、特立独行的节操，以及在逆境之中敢于坚持真理、反抗黑暗统治的精神。屈原的遭遇是中国封建时代正直的文人士子普遍经历过的，因此，屈原的精神能够得到广泛的认同。西汉贾谊因为才高受嫉，谪迁长沙，作《吊屈原赋》，以屈原自拟。司马迁向以“立德、立功、立言”自励，“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报任安书》），却惨遭宫刑，司马迁从“屈原放逐，著《离骚》”的事迹中汲取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完成了《史记》的撰述。梁代钟嵘《诗品》说李陵的诗作“其源出于楚辞。文多凄怆，怨者之流”。陶渊明《感士不遇赋》：“夷皓有‘安归’之叹，三闾发‘已矣’之哀。“虽怀琼而握兰，徒芳洁而谁亮？”“感哲人之无偶，泪淋浪以洒袂。”直是把屈原的旨趣当作自己的行为准则。唐代诗人李白豪迈地宣称：“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李白的很多作品也同屈原的《离骚》一样，往往大量编织神话传说、日月风云和历史人物，构成具有象征意义的雄奇图画。杜甫“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忧国忧民的精神，也与屈原有渊源关系，他在《戏为六绝句》中说：“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声称不仅要学习屈原作品的文采，而且要学习屈原作品的思想内容。特别是在外族入侵、国破家亡的紧急关头，爱国志士们多以屈原的气节来鼓励自己。南宋词人刘克庄在金人入侵的形势下，写诗颂扬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表示自己决不投降敌国的坚定信念。他在《屈原》一诗中说：“芈姓且为虏，累臣安所逃。不能抱祭器，聊复著《离骚》。”

　　在现代文学史上，受屈原精神影响的作家更多，鲁迅《汉文学史纲要》：“战国之世……在韵言则有屈原起于楚，被谗放逐，乃作《离骚》。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后人惊其文采，相率仿效，以原楚产，故称‘楚辞’。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故后儒之服膺诗教者，或訾而绌之，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五四运动”前后，鲁迅艰难地探索着中华民族前进的方向，1926年出版《彷徨》时引《离骚》诗句作为书前的题词：“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显示出屈原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的精神对鲁迅的巨大影响。可以说，哪里有士子之不遇，哪里有节操之坚执，哪里就有屈原的英魂。屈原精神既是安顿历代文人士子痛苦心灵的家园，也是砥砺志士仁人坚贞操守的金石。

　　屈原的艺术创造，开辟了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源头，对后世的文人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诗经》为代表的“风”和以楚辞为代表的“骚”，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奠基石和古典诗歌的两个最高标准。汉魏以后，以屈原的代表作《离骚》概称楚辞，晋郭璞《山海经注》引用《天问》、《远游》，都称《离骚》；刘勰《文心雕龙》有《辨骚》一篇，所论包括全部《楚辞》作品。梁代萧统《昭明文选》列“骚”类，包含《离骚》、《九歌》六篇、《九章》一篇、《卜居》、《九辩》五篇、《招魂》、《招隐士》。朱熹《楚辞集注》卷一到卷五总称《离骚》，包括《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七篇。《续离骚》包括《九辩》、《招魂》、《大招》、《惜誓》、《吊屈原赋》、《鹏鸟赋》、《哀时命》、《招隐士》。其他像明吴仁杰《离骚草木疏》、明黄省曾《骚苑》、明张之象《楚骚绮语》、清贺宽《饮骚》等书，都是就全部楚辞而言的，《离骚》已经成为楚辞的代名词，“骚人”也成为诗人的代名词。王逸《楚辞章句》：“屈原之词，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矣。”刘勰《文心雕龙》：“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惊才风逸，壮志烟高。山川无极，情理实劳。金相玉式，艳溢锱毫。”“自《九怀》以下，遽蹑其迹；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快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候，则披文而见时。是以枚、贾追风以人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则顾盼可以驱辞力，咳唾可以穷文致，亦不复乞灵于长卿，假宠于子渊矣。”蒲松龄侈谈鬼神花妖，很受屈原的影响，他在《聊斋自志》中说：“披萝带荔，三闾氏感而为骚；牛鬼蛇神，长爪郎吟而成癖。自鸣天籁，不择好音，有由然矣。松落落秋萤之火，魑魅争光；逐逐野马之尘，罔两见笑。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他所抒发的坚贞怀抱和有志不得伸的愤懑，以及所用的浪漫主义表现手法，也和屈原相类。

　　屈原的作品在思想上和艺术上的辉煌成就，为全人类提供了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他也赢得了世界文化巨人的光荣称号，1953年，屈原以诗人身份同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法国文学家拉伯雷、古巴作家和民族运动领袖何塞·马蒂一道，成为被世界和平理事会号召纪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他的作品在公元前7世纪传人日本，19世纪开始传人欧洲，现已有英、法、德、俄等多种国家文字的译本。

　　屈原学识丰富，“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具有远大的理想，对内主张修明法度、任用贤才，对外主张联齐抗秦。楚国贵族集团中的顽固派不断打击和排挤屈原，使他一生为之奋斗呼号的政治理想得不到实现。他就用诗歌倾吐自己的忧愁幽思、绵缠悱恻的情绪。

　　关于《离骚》的创作背景，争论的焦点之一是它创作于屈原被楚怀王疏远时，还是作于屈原被流放时。《史记·屈原列传》里说，年轻得志的屈原遭到同僚上官大夫靳尚的谗害，被楚怀王疏远。他“忧愁幽思而作《离骚》”。而《史记·太史公自序》里说：“屈原放逐，著《离骚》。”《报任安书》里也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司马迁对同一事件的表述明显存在着矛盾。

　　由于可靠史料的缺乏，要解决这个问题，从《离骚》本身找证据是个好办法。诗中有这样的诗句：“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自疏”意味着主动的态度，不是“被放”。此外，也有人因为诗中有“济沅湘以南征兮”一句，怀疑它是屈原被放逐之后所作，但这并不足信。因为《离骚》后半部分，全是写诗人想像中的云游，“济沅湘以南征兮”并非实有其事。

　　总之，《史记·屈原列传》的说法是可信的，即《离骚》创作于屈原被楚怀王疏远时，是屈原根据楚国的政治现实和自己的不平遭遇，“发愤以抒情”创作出的一首政治抒情诗；而《史记·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是抒情性文字，行文时不太忠实于史实，也是有可能的。

　　屈原在《离骚》中，成功地塑造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形象丰满、个性鲜明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体现了屈原的伟大思想和崇高的人格。

　　首先，这是一位杰出政治家的形象。他有明确的“美政”思想，这与屈原改革弊政，联齐抗秦的政治主张是一致的。其最终目的是要“及前王之踵武”，使历史上曾兴旺发达的“三王”政绩发扬光大。亦即由楚国统一天下，使百姓安居乐业。“美政”思想的实质是要巩固楚王的统治，它充满了儒家美好政治的色彩，体现了儒家“民本思想”的要求，屈原不但有美政理想，也有实现它的具体办法。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君明臣贤”。要有好的国君，还要有忠于国君并且有才干的大臣加以辅佐，君臣和谐才能成功。因而他歌颂“汤禹严而求合兮，挚咎繇而能调。”他极力主张选贤任能，赞美古代贤君“举贤而授能”，称颂“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吕望之鼓刀今，遭周文而得举。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同时他还主张废斥群小，这也是实现“美政”的重要保证。他在诗中极力揭露群小的罪恶，正是出于这种想法。他还主张“循绳墨而不颇”，强调以法度治国。他为此奋斗终生，充分显示了这一形象的政治家风度。

　　这一形象还体现了诗人勇于同黑暗腐朽势力作斗争的精神。诗人清楚地知道，楚国的不幸命运，以及诗人自己的不幸遭遇正是楚廷群小造成的。诗人对之极为愤恨，因而不遗余力地反复加以揭露和抨击，斥责他们“好蔽美而称恶”，竞进贪婪，嫉妒成性，朋比为奸，随波逐流，黑白颠倒。诗人还揭露了楚君的过失，说他反复无常，荒唐糊涂，宠信奸臣，疏远忠良，善恶不辨，致使诗人的“美政”理想落了空。显示了诗人同黑暗势力的勇敢斗争精神。

　　这一形象也是追求光明和真理的美好形象，体现了诗人坚持正义的刚毅不屈的伟大精神。他坚信真理和正义的存在，虽然“路漫漫其修远兮”，但他始终是“上下而求索”。他非常清楚地知道，他的高洁的品格，他的超群拔俗的崇高理想，都“不同于今之人”，因而招致“谣诼”诽谤，遭受种种迫害打击。在这种情况下，连他亲近的人都劝其随俗浮沉，不要“博謇好修”。可是，诗人却在诗中反复申明他决不能随波逐流的态度。在打击和迫害面前决不动摇，岿然如山，坚强不屈。诗中描写屈原三次求女嬃虽然失败了，但他仍然不懈地探索真理，寻求志同道合者，这种对光明和真理的追求与热爱的精神，正是他终生奋斗的力量源泉。这种精神对后世的影响也是极深远的。

　　诗人还通过这一形象，描绘了诗人自己思想感情的波澜，诗人把自己描绘成浑身披覆着香花和美玉的洁身好修，幽美芳香，妩媚奇特的超人，用来象征其纯洁高尚的内在美质。屈原内在美质的表现，最感人的就是他那强烈而真挚的爱国主义精神。诗人自幼就立下为国尽忠的理想，他为此自修美德和才能，祖国被“党人的偷乐”搞得“路幽昧以险隘”，他为之而伤心，他一再表白“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他为祖国的前途而忧心忡忡。他被群小打击迫害而离开了政治舞台，但他始终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他虽然为自己不幸的命运而痛苦忧伤，但他更关心的是国家和君王，他始终系心怀王，不忘楚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凭着屈原的杰出才能，他投奔别国也许会成为将相高官，但它否定了一切离楚远游的想法，非常形象，非常真挚地表现了屈原那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参差不齐的句子形式
　　《离骚》吸取楚地民歌的语言特点，打破了《诗经》的四言句式，把句式加长，扩大了诗歌的容量。屈原不仅采用灵活变化的民歌句法，又在此基础上吸收了战国时散文的句法，在作品中使用了“路漫漫”、“长太息”等，从而创造了一种节奏分明而参差错落的杂言句式。《离骚》中出现了不少“言对”，即工巧的对偶：“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还出现了一些“事对”，就是上下句所用的典故相对：“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但是这类句子在屈原作品中仅占少数，参差错落的句子占着绝对的优势。从节奏效果看，《诗经》倾向于整齐匀称，屈原的作品倾向于参差错落。一般来说，《诗经》中的诗以四字句为典型句式，句中是二二节奏；《离骚》的典型句是五、六字句，句中常常是三三或三二节奏。“四言简质，句短而调未舒；七言浮靡，文繁而调易杂”。《离骚》既非四言，也非七言，而是句式灵活多变的自由体，“折繁简之衷，居文质之要”，语言节奏自有独到的妙处。交叉使用五字句、六字句、七字句、九字句，通过字数的增加与减少，有意造成跌宕起伏的语言节奏，形成《离骚》特殊的语言节奏美。

　　错落变化的句子结构
　　《离骚》与《诗经》的区别在于，当上下两句有可能形成对偶的时候，《离骚》有意识地变换词语的结构形式，使之具有错落之美，如“驾八龙之蜿蜿兮，载云旗之委蛇”、“揽茹蕙以掩涕兮，沾余襟之浪浪”。“蜿蜿”与“委蛇”是叠音词与连绵词相对，“掩涕”与“浪浪”是词组与叠音词相对，对应的词语或词组结构发生变化，是为了使语言形式发生变化，从而形成诗歌语言的节奏变化。《离骚》“乎”和“于”的用法，很能说明屈原有意追求错落的特点。“《离骚》语法，凡二句中连用介词‘于’‘乎’时，必上句用‘于’，下句用‘乎’，‘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夕归次于穷石兮，朝濯发乎洧盘’……胥其例也。”
　　《离骚》大量使用双音实义二字结构，大量使用连绵词：耿介、謇謇、冉冉、郁邑、岌岌、菲菲、歔欷、逍遥、相羊、周流、啾啾，等等。双声、叠韵、重言，错杂相间，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节奏感和音调美。

　　“兮”字的普遍使用
　　“兮”字在屈原的作品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离骚》中即普遍使用。“兮”字并非《楚辞》所独有，在北方文学中也较早地、大量地使用，“十五国风”中除《秦风》外，十四国风中都有“兮”字出现，而且多达236次。《诗经》中的“兮”字一般是用在句末，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是“兮”字的典型句式；还有用在句中的句子，如“宽兮绰兮”、“伯兮朅兮”，但是这样的用法相对来说只占少数。到屈原的作品，“兮”字用得更为广泛，而且有比较严格的规律性，用“兮”虽然不是屈原作品的特长，但是用得奇特、富有创造性并因此成为屈原作品语言形式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屈原划时代的创造。从《离骚》来看，两句用一“兮”字，用在奇句末尾，这种用法对调整诗歌节奏起着很大作用。“兮”本来是个语助词，许慎说：“兮，语所稽也”，段玉裁说：“语于此而少驻也，此与‘哉，言之间也’相似”。从屈原作品使用的情况看，“兮”都是语气助词，如果译成现代汉语，相当于语气词“呵”。郭沫若、闻一多认为“呵”是“兮”字的本音。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凡今本《老子》的“兮”都写作“呵”，证明郭、闻二位先生的推断是有根据的。如此“兮”字的作用主要是强化情感、延长音节、调整节奏，增强诗歌语言的音乐美。

　　深深植根于现实盼积极浪漫主义
　　中国文学观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种创作方法源远流长，现实主义导源于《诗经》，浪漫主义导源于《楚辞》。《离骚》的浪漫主义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离骚》展现了作者爱国主义的崇高理想和为实现这种理想而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他殷切希望楚国能实行修明法度、举贤授能的“美政”，再现尧舜禹汤文武和三后那样的自己心目中的盛世，所以他极力赞颂道：“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他为了理想，坚持不懈，上下求索，九死未悔。第二是大量的浪漫主义手法。作者插上幻想的翅膀，尽情驰骋，这在诗的第二、三两大段里有充分的表现。如上款帝阍一节，诗人幻想在太空中翱翔，早晨从南方的苍梧山出发，傍晚便到了西北昆仑山上的悬圃。他在太阳洗澡的咸池给马喂水，在太阳升起的扶桑树下总辔启行。月神、风神、雷师、凤鸟、飘风、云霓一大群神物前呼后拥。神游西天一节，写他驾飞龙、鸣玉鸾，从天津启程，取道昆仑，渡赤水，过流沙，经不周，到西海。想象丰富奇特，境界恍惚迷离，场面宏伟壮丽。

　　比兴手法的运用
　　《离骚》继承并发展了《诗经》的比兴传统。其具体表现为：在广度上，它较多地应用比喻，构成庞大的比兴系统；在深度上，较之《诗经》更为注意比兴中“此物”与“彼物”的内在联系，用作比喻的事物与全篇所表达的内容统一，富有象征性。如诗中用“美人”喻指楚怀王，用“众芳”喻指群贤，用“椒、桂、蕙、茝”四种植物喻群贤，用香草“荃”喻楚怀王等等，把比兴与表现的内容合而为一，使诗中的意名胜具有了象征意义。

　　对比手法的运用
　　屈原在其诗篇中，以远古的尧、舜贤君的“耿介”、“既遵道而得路”与桀、纣暴君的“猖披”、“夫唯捷径以窘步”相对照，用以劝谏楚王要走正确的治国之路。又以“恐年岁之不吾与”和“惟夫党人之偷乐兮”相对照，使自己的热心为国与小人的苟且偷安形成鲜明对比。

　　抒情中有故事情节的叙述。
　　抒情诗一般没有故事情节。《离骚》是一首长篇政治抒情诗，抒发其忠而被疏的愤懑之情。但是诗中的前一部分里叙述了自己的家世、出生和被疏的事实，后两部分里更虚构了女嬃詈原、陈辞于舜，上款帝阍、历访神妃，灵氛占卜、巫咸降神、神游西天等一系列幻境，使这首抒情诗具有了故事情节的成分。看来似乎山穷水尽，眨眼又是一番新的景象，波澜起伏，百转千回，从而把叙事诗和抒情诗融为一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