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则行之

　　这篇序文写于801年（唐德宗贞元十七年），当时韩愈34岁，离开了徐州幕府，到京城谋职。自从792年（贞元八年）中进士以来，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韩愈一直为仕进汲汲奔走，却始终没有得到朝廷的重用，处境艰难，心情抑郁。因此，借送友人李愿归盘谷隐居之机，写下这篇赠序，一吐胸中的不平之气。

　　作者借李愿之口，描绘出三种人：一是“坐于庙朝，进退百官”的达官贵人，二是“穷居而野处”的山林隐士，三是趋炎附势、投机钻营的小人。通过对比，对志得意满、穷奢极欲的大官僚和卑躬屈膝、攀附权贵之徒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对友人的隐居之志大加赞赏。文章最后一段，用一首古歌的形式和浓郁的抒情笔调，咏叹、赞美、祝福友人的隐居生活，也流露出欣羡之意。

　　韩愈的赠序非常有名，这篇尤为历代称道。苏轼《跋退之送李愿序》一文说：“欧阳文忠公尝谓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一篇而已。余亦以谓唐无文章，惟韩退之《送李愿归盘谷》一篇而已。平生愿效此作一篇，每执笔辄罢，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独步。’”这篇文章的写作时间比《师说》早一年，风格却大不相同；读者阅读时可结合这两篇文章各自的写作背景，在内容和写法上做一些比较。

　　韩愈的志向在于引道济世，但他也不讳言求功名、取富贵的志愿。他在《上宰相书》中就讲得很明白：“彼之处隐就闲者亦入耳，其耳目鼻口之所欲，其心之所乐，其体之所安，岂有异于人乎哉?”只是他不愿意蝇营狗苟，为虎作伥以求得功名富贵。所谓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此篇《送李愿归盘谷序》表达的就是这种思想。他歌颂了隐者的高尚志趣，表达了自己对这种生活的向往，实际上是抒发自身长期追求功名而不能得志的感慨。其中对得志的高官显贵，略有讽刺之意。“人之称大丈夫者，我知之矣。”此种口气中就流露出讥讽的情绪，但比较含蓄。从行文中可见，无论是韩愈还是李愿，对这种生活都不是完全否定的。为此，过分地强调此文中的批判色彩，是不符合实际的。文章真正否定的是“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的人。此处短短数语，淋漓尽致地刻画出这些丧失了人格操守的追求富贵者的可耻、可笑又可悯、可悲的人生。内中也有自警的意思。

　　关于语言特点。此文在曲折有致、简洁传神方面表现得极为明显。描写人物形象神态逼真，寥寥几笔就把这三种人物的特点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读者眼前，充分显示了韩愈在驾驭语言上的深厚功力与游刃有余的高超水平。此外，作者在骈散相间的行文过程中，更是得心应手，运用自如。其骈句层层递进，笔力雄遒，给人以过目难忘的效果；而其警句则含蓄委婉，韵味无穷。确有开篇柬股、画龙点睛之功。

　　本文写于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年）。800年，韩愈来长安求官，一直未能如愿。他心情沉重，牢骚满腹，借写这篇临别赠言来吐露他的抑郁心情，表达他对官场丑恶的憎恨和对隐居生活的向往。文章主旨，是通过对李愿归隐盘谷的议论间接表现出来的。

　　首段简洁叙述盘谷环境之美以及得名由来。接下来三个段落忽开异境，假借李愿之口，生动地描述了三种人的行为和处世态度：声威赫赫的显贵、高洁不污的隐士和卑污谄媚的官迷。通过对这三种人所作所为的刻意描摹，表明了作者对这三种人的抑扬取舍。最后，作者作歌肯定李愿的说法，在对隐士的赞美之中，讽刺当时昏暗的政治、骄奢的权贵和趋炎附势之徒。

　　文章写得颇有特色。首先，叙述角度富于变化。作者采用多角度方法反复表现自己的观点：第一部分以简练的笔墨叙写了盘谷之美及得名的由来。第二部分借李愿之口，用两宾夹一主的手法写三种人的作为和生活：一种是高官权臣，声势显赫，穷奢极欲；一种是隐居之士，洁身自好，无毁无忧；一种是钻营之徒，趋炎附势，行为可鄙。这是文章的主体部分，看似叙述李愿言论，实含作者强烈感情。第三部分，先用“壮之”赞美李愿的话，表明“愿之言”即“愈之意”；再以“歌”词极言盘谷之美、隐居之乐和向往之情，以第一人称口气直接表明自己的观点与态度，使整个内容表达委婉曲折，一唱三叹，体现了作者的巧妙构思。

　　其次，在文体上，采用散体与歌赋韵文相结合的方式，恣肆挥洒，不拘一格。首段全用散体。中间部分以散驭骈，既有骈赋的章法，又有散文的气韵。句末用韵，长短错落，富有节奏感。骈散兼用而又能浑然一体，显示了高超的艺术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