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伯克段于鄢

　　1.人物个性鲜明。郑庄公老谋深算，阴险狡猾。主要表现在对自己的同胞兄弟“纵其欲而使之放，养其恶而使其成”（宋人吕祖谦语，见《东莱博议》），充分暴露共叔段的“不义”。所以当姜氏“请京”，太叔“收贰”时，他都尽量满足，并驳回大臣们的建议。但当共叔段“将袭郑”时，他先发制人，一举把他赶到了“共”，绝除后患。庄公的阴险，还表现在对待母亲明显违反原则的请求（如“请京”），也不劝阻；对待弟弟的越轨行为（如“收贰”等），从不进行教育。他是有意养成共叔段的恶性。共叔段恃宠恣肆，贪婪愚蠢。他在母亲溺爱下，恣意妄为。在得到京城后，肆意扩大势力范围，并发展到举兵起事，想夺取整个郑国。他的愚蠢表现在他只知“贪”而无一点“谋”。他丝毫不了解庄公已为他布下了天罗地网，让他“自及”，结果只落得“出奔共”的下场。姜氏这位贵妇人毫无原则观念，任性偏心。生庄公难产，就视若仇人，并且置立嫡立长的宗法制度原则于不顾，想废长立幼；没有达到目的，又为共叔段“请制”“请京”，甚至做共叔段的内应，企图灭掉庄公，与庄公毫无母子之情。

　　2.叙事线索清晰。作者紧紧抓住以郑庄公为一方，以姜氏、共叔段为另一方的矛盾冲突这一线索，围绕争夺权利这一焦点安排叙事线索。第一部分（第一段）交代人物和矛盾的起因；第二部分（第二—四段）叙述矛盾冲突的发生和发展；第三部分（第五—六段）写矛盾的高潮和结局。在叙述事件经过时，有以庄公一方为主，省去了许多笔墨，使得文章不但线索清晰，而且文字简洁。

　　3.写法详略得当。《郑伯克段于鄢》详写的地方有二。一是庄公一方商讨对付共叔段。庄公与祭仲、公子吕的对话写得很详，这是为了表示庄公的老谋深算，阴险狡猾；同时也交代了共叔段“举事”的经过。另一处是“掘地见母”，宣扬了儒家的“孝”道。《郑伯克段于鄢》略写的地方是姜氏为共叔段“请制”“请京”和共叔段被打败的经过。这种详略安排，有利于突出主题。

　　《郑伯克段于鄢》是编年体史书《左传》的一个片段，却俨然一篇完整而优美的记事散文。文章把发生在两千七百多年前的这一历史事件，具体可感地呈现在我们眼前，使我们仿佛真的进入了时间隧道，面对面地聆听历史老人绘声绘色地讲述这一事件的缘起、发生、发展和最后结局。从而，不仅让我们明了这一历史事件的真实情况，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相关人物的内心世界，并进而感悟到郑国最高统治者内部夺权斗争的尖锐性和残酷性。

　　《郑伯克段于鄢》能有这样的艺术效果，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主要是记叙得法。此文并不平铺直叙地记述事件的发展过程，而是紧紧抓住相关人物性格的发展逻辑及其言行展开记述。这样，不仅使我们清楚地看到，正是相关人物的固有个性决定着事件的发展和结局；同时又使我们在事件的发展和结局中，更清楚地看到了相关人物的固有个性。

　　通过《郑伯克段于鄢》，我们还可以深刻地感悟到《左传》的一种总体行文特点，即不着一褒字，也不着一贬字，而褒贬自在其中。这种手法，也正是《春秋》一书所用的手法。即后来常说的“春秋笔法”。即如我们所说的郑庄公阴险狡诈、姜氏偏心溺爱、共叔段贪得无厌，并非作者直接告诉我们，而是通过他们各自的言行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来。好的叙事体作品，作者的倾向是在真实而客观地叙述和描写故事的发展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的。

　　《郑伯克段于鄢》结构完整，情节波澜起伏，人物形象鲜明生动．尤其是把郑庄公老谋深算的性格刻画的淋漓尽致．郑庄公先封叔段于京，又听任叔段"不度"，"命西鄙北鄙贰于己"，既而"收贰以为己邑"，最后"伐诸鄢"，有人认为表现了庄公的"仁慈"和"忍让"，有人却认为他是有意"养成其恶"．此事是春秋开篇的第一则故事，除了说明多行不义必自毙之外还讲说了兄弟的悌，以及后面颍考叔劝君，庄公掘地见母表现出的孝及君臣之义，是孝悌故事中的经典。

　　“遂为母子如初”的结尾，有人称之为丑剧，亦不为过，像姜氏母子这样早已失去了普通人性的典型人物，在经过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挣斗之后，能够毫无芥蒂再叙什么天伦之乐吗？何况在刚出生之时就埋下了怨恨的种子，“遂为母子如初”的“初”字就缺乏依据，显得勉强了，血腥的厮杀早就把统治阶级竭力宣扬的那层薄薄的“孝悌”的外衣撕得粉碎了。无怪乎史官对此事的评论也感到为难了。“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这是作者针对颍考叔而说的。将孝道永赐予汝之族类，似乎是郑庄公受到颍考叔孝母的感染，其实不过是庄公借此就坡下驴。他之所以欣然接受颍考叔的建议，不过是企图缝补这些破碎的外衣，掩盖已经充分暴露的肮脏的躯体和丑恶的灵魂。这也是千古奸雄的伎俩，因为在这里郑庄公又集中地表现了他的伪善，而伪善是永远和丑恶伴随在一起的。

　　这是一个流传甚广、十分典型的兄弟相争的故事。

　　人们常用“亲如兄弟”来形容亲情的深厚，也用“亲兄弟，明算帐”来说明亲情和利益冲突之间的关系。我们凭自己的生活体验深知，亲情在很多时候是脆弱的，在利益的驱使之下，亲情远远不足以化解由利益导致的矛盾冲突。

　　当然，兄弟相争，并非完全没有是非曲直，并非完全没有正 义、真理的存在。比如，郑庄公与共叔段的权位之争，按传统观 念，长子是王位天然的继承者，是“天理”，不容有违背。这样， 郑庄公就代表了合理的、正当的一方，而共叔段夺取王位的图谋， 便是不合理的、不正当的。

　　代表合理的、正义的一方，往往充满“正气”，可以慷慨陈辞。 鸣鼓攻之，可以稳坐如山，居高临下，所以郑庄公才可以自豪地、 以先知的口吻说：“多行不义，必自毙。”

　　抛开这个故事不论，‘多行不义，必自毙”也算是一条普遍真 理，正如“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一样。几乎可以说，古往今来，凡是作恶的人，搞阴谋诡计的人，违法乱纪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最终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但是，如果坐着等待结果的到来，等待作恶者“自毙”，显然是愚蠢的，无异于自己坐以待毙，很可能让作恶者占尽了风光好处。我们要相信毛主席说过的：“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所以，与其坐以待毙， 不如起而对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这么说来，以恶抗恶，以暴力抗恶，以阴谋诡计对阴谋诡计， 在一定范围内便是合理的事。真理、道义总得以某种方式来加以捍卫，对真理、道义的信念，总不能替代实际有效的行动，就好 比强盗闯进我们家里，是不可能凭借善良的愿望和对正义的信念 来阻止强盗的抢劫的。唯有拿起武器，同强盗搏斗，把强盗赶出家门去，才是用行动来维护自己的信念，因而真理、正义才可能 得到证明，得到捍卫。

　　儒家传统一直是主张知行合一、言行一致的。在内心承认的真理，在思想和言论中确信原则，必须用实际行动来加以体现，让真理、原则变成行动 的指南。如果能做到这样，不溢、恶行、阴谋等等，就既不是可怕的猛兽，也不是不可战胜和征服的。关键不在对方，而在自己是否能挺身而出，以及如何挺身而出，从而让东风压倒西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