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
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
曰:“德何如则可以王矣?”
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
曰:“可。”
曰:“何由知吾可也?”
曰:“臣闻之胡龁曰:‘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衅钟与?”曰:“何可废也,以羊易之。”’不识有诸?”
曰:“有之。”
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为爱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曰:“然,诚有百姓者。齐国虽褊小,吾何爱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曰:“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以小易大,彼恶知之?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
王笑曰:“是诚何心哉!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
曰:“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王说曰:“《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谓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
曰:“有复于王者曰:‘吾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则王许之乎?”
曰:“否!”
“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然则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焉;舆薪之不见,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见保,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
曰:“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何以异?”
曰:“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王请度之。抑王兴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然后快于心与?”
王曰:“否,吾何快于是!将以求吾所大欲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闻与?”
王笑而不言。
曰:“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暖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岂为是哉!”
曰:“否,吾不为是也。”
曰:“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
王曰:“若是其甚与?”
曰:“殆有甚焉。缘木求鱼,虽不得鱼,无后灾;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心力而为之,后必有灾。”
曰:“可得闻与?”
曰:“邹人与楚人战,则王以为孰胜?”
曰:“楚人胜。”
曰:“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异于邹敌楚哉!盖亦反其本矣!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途,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
王曰:“吾惛,不能进于是矣!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我虽不敏,请尝试之!”
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先秦。孟子及弟子。 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 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 曰:“德何如则可以王矣?” 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 曰:“可。” 曰:“何由知吾可也?” 曰:“臣闻之胡龁曰:‘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衅钟与?”曰:“何可废也,以羊易之。”’不识有诸?” 曰:“有之。” 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为爱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曰:“然,诚有百姓者。齐国虽褊小,吾何爱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曰:“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以小易大,彼恶知之?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 王笑曰:“是诚何心哉!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 曰:“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王说曰:“《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谓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 曰:“有复于王者曰:‘吾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则王许之乎?” 曰:“否!” “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然则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焉;舆薪之不见,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见保,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 曰:“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何以异?” 曰:“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王请度之。抑王兴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然后快于心与?” 王曰:“否,吾何快于是!将以求吾所大欲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闻与?” 王笑而不言。 曰:“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暖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岂为是哉!” 曰:“否,吾不为是也。” 曰:“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 王曰:“若是其甚与?” 曰:“殆有甚焉。缘木求鱼,虽不得鱼,无后灾;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心力而为之,后必有灾。” 曰:“可得闻与?” 曰:“邹人与楚人战,则王以为孰胜?” 曰:“楚人胜。” 曰:“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异于邹敌楚哉!盖亦反其本矣!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途,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 王曰:“吾惛,不能进于是矣!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我虽不敏,请尝试之!” 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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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孟子的代表作品之一,颇能反映孟子散文结构严谨、中心突出、论点明确、说理充分、感情激越、气势磅礴这些基本特色。本文是对话体议论文,孟子要在与齐宣王的对话中,使他接受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就必须揣摸对方的心理,诱使对方顺着自己的思路来谈话。因此本文在写作上比较曲折委婉,层层深入,而且说理既逻辑严密,又注意形象生动。本文的艺术特色有如下几点:
1、迂回曲折,层层深入,跌宕起伏。论述问题先从侧面、远处、外围入手,逐渐引向主旨,形成了迂回曲折、波澜起伏的论辩风格。本文意在宣扬王道,却不直言王道,而以齐宣王问齐桓晋文之事发端。这个开头既避免了平铺直叙,使文章产生了顿挫之感,又使文章形成驳辩的局面,引出孟子的一段立场鲜明的谈话。孟子的答语既表明了对霸道的态度,又机智委婉地把谈话引向王道。但下文又不正面谈王道,而以“以羊易牛”的事例肯定齐宣王有不忍之心,具备行王道的基本条件,借此打开话题,鼓起齐宣王行王道、施仁政的信心和兴趣。接着又宕开一笔,先言“百姓皆以王为爱”,再为齐宣王辩解,使谈话的气氛趋向缓和,进入谈话情境。再以“牛羊何择焉”,词锋一转,为百姓辩解。齐宣王只好无可奈何地自我解嘲。然后孟子好言安慰,以免使齐宣王失去对王道的兴趣。于是齐宣王赞孟子善察人心,悉心向孟子请教。这一段又打又拉,忽起忽落。百姓的揣度,宣王的辩解,孟子的分说,交错间杂,曲折起伏,颇有意趣,最终把齐王对齐桓晋文之事的注意转到对仁的注意上。孟子仍不直说自己的仁政学说,而是以一系列比喻,说明齐宣王不行仁政非不能而是不为。要使齐王真正倾心王道,必须根除他心中以霸道得天下的大欲。对此,孟子明知齐宣王的大欲是什么,却故意不直说,欲擒故纵,先说五种不足,才引出大欲。然后以缘木求鱼和邹与楚战,说明齐王之大欲的行不通和危害。至此,水到渠成,气势充沛地引出了自己的正面观点。行文真是千回百转,摇曳生姿。
2、气势浩然,逻辑严谨。本文铺张扬厉,纵横恣肆,各段之间又联系紧密,一气呵成。孟子散文的气势源于他坚毅的人格,他对自己的主张,坚定不移的信念和广博的学问,气盛则言宜,所以谈起话来理直气壮,刚柔相济,词锋犀利。但本文不仅波澜起伏,气势磅礴,而且逻辑上十分严密,一环扣一环,表面上散漫无纪,实则始终围绕“保民而王”这一中心论点,层次清晰地步步深入,由齐宣王的不忍之心推出他有行王道的基础,进而论述不行王道是不为,而非不能。不为王道是因其心存霸欲,所以又力论霸道的不可行及其危害。至此,孟子才展开仁政蓝图,令齐王心动目眩,迫切希望实行王道,于是孟子又向齐宣王说出了实行王道的具体措施。全文如滔滔江河,水到渠成,顺理成章。
3、取譬设喻。孟子散文长于譬喻,本篇也是如此。如,“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挟太山以超北海”“为长者折枝”“缘木求鱼”“邹人与楚人战”等等,非常生动而又言简意赅地说明了道理。孟子这些比喻,并非实际存在的事物,而是凭空造说,带有寓言性和夸张性,却并不给人虚假之感,而是更显道理之真,情事之实。
此外,本文还在许多方面表现了孟子的论辩艺术和语言技巧。如以“以羊易牛”这种齐宣王亲身经历的事情说服齐宣王,不仅有故事性,使文章更生动形象,而且也更有说服力,更易被齐宣王所接受。再如文中句式不断变化,大量运用排比句式,而且单句和排比句交错使用,既有引经据典之句,更多明白浅显之语,使全文笔势灵活,文词富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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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孟子游说齐宣王提出放弃霸道,施行王道的经过,比较系统地阐发了孟子的仁政主张。
这篇文章记孟子游说宣王行仁政。说明人皆有不忍之心,为国君者,只要能发扬心中这种善端,推己及人,恩及百姓,就不难保民而王。文章通过孟子与齐宣王的对话,表现了孟子“保民而王”的王道思想和富民、教民的政治主张,也表现了孟子善辩的性格和高超的论辩技巧。他的主张,首先是要给人民一定的产业,使他们能养家活口,安居乐业。然后再“礼义”来引导民众,加强伦理道德教育,这样就可以实现王道理想。这种主张反映了人民要求摆脱贫困,向往安定生活的愿望,表现了孟子关心民众疾苦、为民请命的精神,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孟子的思想也有其局限性。一是战国时期,由分裂趋向统一,战争难以避免。孟子往往笼统反对武力,显得脱离实际不合潮流。二是他的仁政主张完全建立在“性善论”基础上,显得过于天真、简单。孟子的思想虽然有一定的价值,与当时的社会却有很大距离,所以是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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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一篇谈话记录,齐宣王提问,孟子回答,问与答紧密相连,不容易看出层次。
这里根据内容,把课文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开头至“王请度之”),主要说齐宣王未实行王道,不是不能,而是不为。这部分又可分为三层。
第一层(从开头到“则王乎”),提出并明确话题,以问“霸道”开始,转入说“王道”。齐宣王一见孟子,就迫不及待地问齐桓晋文称霸的事,正说明他有称霸的企图。齐桓公、晋文公是春秋五霸中的二霸。前者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后者乱扶周,破楚救宋,都是当时的霸主。因为他们的行事不是靠仁政,而是凭武力,因此被儒家称为“霸道”,与“王道”相对立。所以问齐桓、晋文之事,等于问霸道之事,这对于崇尚王道的孟子来说,无异于劈头一瓢冷水。而孟子以“臣未之闻也”一句,轻轻把话题岔开,转而谈论王道。
第二层(从“曰:‘德何如,则可以王矣’”到“是以君子远庖厨也”),提出“保民而王”的中心论点,肯定齐宣王能够保民而王。在孟子看来,王天下的关键在于行仁政,所以孟子首先提出“保民而王”的政治主张。然后再紧紧抓住齐宣王的“不忍”大做文章。在这里,孟子不是空泛的论述,而是抓住了齐宣王“以羊易牛”的事例加以阐发。老百姓看到“以羊易牛”,以小易大,认为王是爱财;孟子则不同,他肯定王有“不忍之心”,只是没有把为仁之事继续扩展下去。这说明齐宣王已经有了“保民”的基本条件,具备施行王道的基础。同时也为下文论说宣王没有实行“王道”,“是不为”而“非不能”埋下了伏笔。
第三层(从“王说”到“王请度之”),剖析齐宣王的仁心未及于民,未成王道,不是“不能”,而是“不为”。首先,孟子以一组巧妙的比喻,正面引出“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的结论。其次以“挟太山以超北海”和“为长者折枝”这组对照性比喻,进一步阐明“不为”和“不能”的区别。最后顺其理势,引经据典,加以正面晓喻。说明王道并不难,最基本的就是“推恩”,“推恩足以保四海”,为齐宣王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第二部分(“抑王兴甲兵,危士臣”至“孰能御之”),从反面论述“霸道”的危害,敦促齐宣王彻底改弦易辙,放弃霸道,实行王道。齐宣王不能实行王道,不是方法问题,而是一心要实行“霸道”。孟子先以“兴甲兵”几句,不直说霸道,却列举了霸道的种种害处,使齐宣王不得不说出“吾何快于是”,从而引导他说出“大欲”。“笑而不言”四字,写出宣王欲霸天下而又躲躲闪闪,不那么理直气壮的神态,极尽传神之妙。孟子明知齐宣王的“大欲”仍是霸业,却故意以口腹声色之娱来揣度,形成文章的顿挫,然后道破其“大欲”乃是以力争霸天下,点明齐宣王的“大欲”后,旋即以“缘木求鱼”这个生动的比喻,彻底打碎了他的幻想,犹如当头棒喝,使文势如悬崖坠石,有千钧之力。宣王不禁惊言:有这么严重吗?孟子再步步进逼,以邹与楚战为喻,说明齐若与天下对抗,强弱不均之势显而易见,从而导出小不敌大、寡不敌众、弱不敌强的结论,以使齐宣王彻底放弃“霸道”。霸道的危害既已讲清,孟子再正面铺写行仁政王道的威力,就不能不令齐宣王怦然心动了。
第三部分(“王曰:‘吾不能进于是矣。’”到篇末),阐述施行王道的具体措施。经过上文对王霸利弊的说明,齐宣王表示愿意就教,孟子这才水到渠成地拿出了他的仁政主张:“制民之产”和“谨庠序之教”。使百姓有恒产,足以饱身养家,然后再对他们施以礼义道德的教育。这一王道仁政模式,以排比句对称说出,说王道制度,极言其利。只要做到这一点,老百姓归附,犹如万条江河归大海,形成“孰能御之”之势。全篇最后以一幅王道乐土的美好画卷作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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